我们的分析引导我们反对《稳定协议》和收入分配的现行机制，而没有任何关于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开辟新空间的可能性的幻想。我们认为，《稳定协议》和目前运转中的分配机制是在结构上与在欧洲新重商主义背景下建立的资本—劳动关系相联系的。相反，我们的分析表明从左翼来政治解决被人忽视的生产体系的结构决定问题（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是项紧急的任务。这种替代方案的讨论和政策规划—在欧洲水平上—不得不建立在将阶级分析明确整合到概念和政策框架中的基础上：而且因为当前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实的经济政策的构造方式是与对直接的物价稳定措施过程的修正相一致的，而这种构造被可能称为将劳动实际“归类为”资金的事物所深化。不能反对这个现实，也不能不了解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变化而改造这个现实。不幸的是，大多数欧洲的进步主义经济学家（progressive economists）仅仅将阶级做礼拜式的引用，然后建议改革现有的安排，就好像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一组非正统的经济顾问，不论他们是斯拉法-凯恩斯主义者还是后凯恩斯主义者 。

四、剥削的旧制度的新模式

我们已经指出，至少就对劳动力施加的压力而言，所谓的欧洲模式看起来越来越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当地的改写版。长期增长率低而且不稳定，需求的构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分配中正在加剧的不平等，金融由于对企业治理的直接影响已经取得了发号施令的地位。在当前资本主义动态中需要理解的关键是那些考虑了对劳动力进行“系统性”控制的因素，而不管这些劳动力技能水平的高低。

一方面，命令“灵活的”和不稳定的劳动力的新形式看起来是市场高度不可预见性和多变性强加给企业的：尽管如我们所指出的，这些新形式还是关于全球宏观经济管理的政治决策的产物。在欧盟的欧元区所实行的不体面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中当然发挥了作用。但是在这些政策背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关系的严峻本质。在没有首先处理当前非常普遍的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的情况下是设计不出哪种进步主义经济政策的—而这一点是反马斯特里赫特的凯恩斯主义者从来没有提过的，即使是他们中沉迷于斯拉法思想的意大利左翼者也没有。

另一方面，劳动的“分裂”及其“变性”产生于企业内部，其基础是公司治理的新微观经济标准。所有这些直接在生产过程中深刻的影响着物价稳定措施的动态。工作的执行不再根据在一个稳定的生产和技术条件下（生产作为一种计划是按顺序严格进行的）由推理得到的生产率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工作的组织是围绕着目标和对象进行的，要依据过去的经济发展情形对工作进行评价。生产成为一项需要灵活执行的任务。市场本身“进入到”生产过程，因为在如今调整过的组织中，对每个单位的评判是根据它是否在与其他单位进行的内部的、虚拟的、自行生产或外购（make or buy）的交易中也是利润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渗透到生产机制的过程一直在继续，而且随着从传统的外包到内部的外包的过渡，这种渗透正在加速。它要求“客户”的形成，这些“客户”被看作外部的普通客户，即使生产周期与原来一模一样，而工人们跟以前一样并肩工作。在这种利润对成本中心的新制度下，同一生产线的工人们最终属于不同的合同框架，其联盟也是有区别的、独立的。这种新制度有利于不确定的职业范围的扩大，活劳动自己也被当作“商品”，就好像它与其他商品一样“只是及时的”发挥作用并得到支付。在这方面，意大利正是因为它在欧洲的边缘地位并且相对薄弱，已经成为反劳动政策的实验地，从1996-98年间第一任普罗迪（Prodi）政府的“pacchetto Treu”开始，然后是上一届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政府所谓的“Legge Biagi”。

正是在这一点上阶级对手组织了对新的、更加恶化的有形剥削的现实进行意识形态的剥削。由于养老金制度的变化，雇佣劳动实际上被归入到金融和债务，接着是将工人的储蓄转移到金融市场以及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中的银行系统的改革 。对工资的压榨和工作的不确定将——根据这些理论家——由于将工人的储蓄投资到股票市场得到的更高回报来弥补。我们因此得到一个有两个分支的趋势：一头从金融的支配地位到通过市场的易变性对劳动的控制；另一头从金融的支配地位到通过企业的内部分散化对劳动的控制。当前世界范围内雇佣劳动的扩张（它本身表明几年前提出的“劳动的终结”或者“工资—劳动关系的危机”的论断是没有意义的）在工人阶级的分裂中对自己给与了解释。后者并没有消失，而是正在失去社会的关注和影响力。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感到必须对这些将当代资本主义（意大利的经济也在其中）描述为越来越以非物质的、知识密集型活动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做出评论。必须强调的是在马克思那里，“工人阶级”这个术语并不是一个仅仅包括产业工人的社会学的描述性的概念。工人阶级的相关性不在于其作为一个越来越同质的主体在数量上的扩张。其作为一个阶级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所产生的收入只不过是工人阶级所付出的活劳动的货币表现。即使在今天，当资本的制高点越来越集中（既在金融领域又在生产领域），而同时直接的生产单位的规模越来越小时，这点也是正确的：“没有集中的集中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与几十年来的事实相反。这意味着资本划分和分裂工人阶级的动力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然而，工人阶级的联合不是某个自发过程的产物：相反，它总是反对由资本推进的“解构”进行有意识的政治和社会行动的产物。几十年后，当它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福特主义”时代），现在的雇佣劳动（依赖资本的劳动）再次显著的增加，不仅在绝对数量方面，而且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既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在世界范围内。

最后，制造部门在职业结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数据表明的情况可能与此不同，事实上许多职业看起来都属于服务部门仅仅是因为它们由工业企业进行了外包，而在以前它们完全被合并到工业就业的数据中。“制造业”在纯技术生产的意义上也是重要的。没有一个强大、高级的工业，什么也不能生产，甚至是服务，因为它们需要重要的工业投入，如计算机。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其工业基础，像现在的意大利，凯恩斯意义上的需求政策不能使它恢复。2005年，Galapagos（意大利左翼报纸il manifesto经济编辑的笔名）恰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个结构正在瓦解的经济中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不相关的。他的文章引起了由典型的意大利左翼斯拉法-凯恩斯主义者挑起的不必要的争论。然而，尽管也许有些含糊不清，他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美国的情况证实了他的观点。“美国的”资本主义拥有它自己的工业部门，只是这个工业部门越来越多的设置在美国领土之外而且在美元的直接范围之外。因此，除非有人希望主张美国的贸易赤字并不要紧，美国的情况证实了拥有并培育一个强大的制造部门对一个国家是多么重要。

虽然“涡轮资本主义”（‘turbo-capitalism’）既可以与军事凯恩斯主义共存，又可以与产业空洞化同时存在，它对引起“涡轮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居民影响非常严重，正如这个术语的发明者，前里根总统的顾问Edward Luttwak所主张的。类似的过程必定会出现的，而且确实正在出现，欧洲也是。因此，反对斗争的组织必须把“从下面”将工人重新联合起来作为其首要议程。仅仅“从上面”关注经济政策——就像欧洲的中左翼后凯恩斯主义者在提出可供选择的蓝图时所做的（即使通过对分配冲突的某些强调而有所“增强”，如意大利斯拉法-凯恩斯主义者的左翼所提出的）——对于推动工人的联合只是必要的而远非充分的条件。关键的问题是在探寻当代资本主义和可供选择的经济政策的格局中阶级关系以及生产模式的中心地位。这两个因素必须成为确定任何左翼政治和经济战略的要素。

从劳动的观点来看，我们所描述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可以被总结如下。今天资本主义增长的不稳定均衡是建立在恐惧的工人（因为劳动过程和所谓劳动市场的转变）、受到威胁的储蓄者（因为退休制度的改变和与金融投资相关的不确定性）以及负债的消费者（因为消费支出越来越多的依赖银行贷款）之上的。从雇佣劳动的角度看，这只不过是以世界范围内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和扩张、全球迁移流动以及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离开本国为中心的过程的辩证方面。在每个经济区域，这种残酷的全球阶级现实是根据不同的特定宏观经济动态进行政治管理的。

让我们进一步说明，如果在20世纪30年代国家干预是重新启动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先决条件，在当代资本主义下“不稳定”甚至是“危机”的管理和再现成为积累阶段治理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因此，在评价制度动态时将“增长”与不稳定和危机分开是无用的。后凯恩斯主义和斯拉法-凯恩斯主义方式的致命的弱点恰恰在于将作为一方的积累的动态和作为另一方的不稳定和危机的再现进行无根据的分离，在这几十年中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

五、意大利的情况

我们只能简要的明确论述意大利的情况。我们的目标是停止许多被误导的传统观点，以还原对经济过程的基于阶级的理解。

一个经常由右翼力量还有左翼中的温和派所表达的成见是公共债务的状况、劳动成本、所谓的劳动力市场的刚性。我们不能接受来自左翼的第一个反应，它将公共债务的水平完全归咎于20世纪80年代由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党所采取的支出政策。从钱皮（Ciampi）的时代开始，不能忽视意大利银行的责任。在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银行将利率保持在高于国际形势以及借款需要所证明合适的水平。意大利银行的高利贷政策，迫使企业采取了适应性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它使工作场所里的劳动冲突有所缓和。结果，工会进入了一个系统的长期软弱阶段，在有关劳资关系和普遍的行业政策问题上，它们只是为相互的协议扫清道路，而不是通过斗争达到折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