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掩盖美国的双赤字已经有几年了。我们可以大略捕捉到如下的当前形势的特性。净世界需求主要来自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而这种需求通过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不在本土的生产过程为基础的生产周期来满足。在需求的正向动态中（positive dynamics of demand），关键因素是私人负债，而在美国私人负债已经呈指数级增长。总的来说，私人部门的净储蓄，即使是家庭的净储蓄，目前也为负值。银行尽管在忙于支撑着消费，也在间接（然而效率并不低）为企业提供流动性和商品的销路：所以为家庭的消费提供资金实际上是为企业的生产提供资金并确保一个充分有效的需求。亚洲还是新的世界制造业的引擎，它利用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劳动力“产业后备军”，同时发达国家国内的产业空洞化和新的服务经济不可避免的导致工作职位和工作条件的普遍不确定。
如果当今存在某种形式的凯恩斯主义，就是这一种，它与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使用“雇佣临时工制”相一致，因此作为其结果的“充分就业”在本质上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它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金融”形式——最初主要集中在股票交易泡沫，如今由于房地产泡沫而集中在为消费者提供的贷款——它暂时允许从有效需求方“闭合”货币回路。它既不是榨取剩余价值的一种新的稳定的制度（超级全球化者或者Antonio Negri的追随者们希望我们相信是这样），也不是一种新旧凯恩斯主义者乐于主张的停滞主义的制度。
工人们被假象骗入了这场由金融凯恩斯主义触发的糟糕的混乱中，不仅作为工人（受到国内结构调整和国外竞争压力的双重压榨），而且作为储蓄者和消费者。他们作为他们自己货币存款的投资者（随着国家养老金制度解除和伴随着金融机构投资者的出现，现在调动这些存款不存在任何障碍和国家控制），同时作为银行体系的债务人（因为对家庭发放的消费和抵押贷款）被卷入到金融市场，其程度的不同取决于所涉及国家的制度架构。各地的经济趋势普遍是这样，这种趋势受到积极的“新”经济政策的支持和推动。在扩大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中，它导致了工人“解构”的加速进行以及榨取价值和剩余价值模式的彻底的重新设计。
可以将这个新模式的轴心描述如下（必须强调，在美国这种模式首先以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为先决条件，也就是与欧洲中央银行、马斯特里赫特参数（Maastricht parameters）以及都柏林的稳定协议（Dublin’s Stability Pact）模式是截然相反的）：低工资、不确定的工作、预算赤字、高负债以及将雇佣劳动者吸引到金融circuits中做投资者 和债务人。因此，有效需求问题，也就是利润的货币实现问题，暂时得以解决。很难预测这种解决方案能够持续多久，因为它包含了不稳定的，而在长期中是不可持续的因素和力量。我们将在主要的经济体中，而且可能越来越多的在中国和印度的全球产业后备军经济体中 看到这个问题。
三、…同时在欧洲《稳定协议》不是主要问题
欧洲的情况与此相同 。但是，原因却远非全球化神话或Negri的同样具有神话色彩的帝国概念所提出的世界是同质的观点。首先，新的美国—亚洲模式的本质致使欧洲担任了一个配角并且看起来是一个失败者。作为轴心的美国—亚洲要求美元保持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即使是在系统的但得到控制的贬值情况下。这个因素，加之亚洲制造部门的兴起，伤害了欧洲大陆，以及在欧洲大陆中最脆弱的地区，如意大利（其经济形势已经迅速恶化）。然而，如果新模式（我们只以最普通的词语来描述它）向内破裂，它只会使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暂时停止，这个火车头尽管具有局限性，但仍旧是活跃的。欧洲就是不能取代它，即使它有此打算。欧洲的表现无力确保了美国将一直拥有着相当大的敲诈勒索能力。而且，欧洲越来越将美国的社会和金融现实作为其榜样，虽然有时候在某些方面表现得矛盾和不情愿。最后，正是因为其相对落后的处境，意大利正在以不计任何代价的速度按照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那里引入的标准实施金融制度、劳动力市场、生产过程和对企业治理的重组。的确，意大利是最后一节车厢，但它在同一列火车上！
有必要避免一种严重的误解。我们不应该相信，以前欧洲委员会主席及现任意大利总理Romano Prodi先生的话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协议》只不过是盲目的或者是一件愚蠢的事情。相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协议》代表了一种托辞，在它背后在欧洲进行着行业重组、金融空间的创造、新的区域意见表达的形成、在既得权利基础上福利国家的解除。然而，这些过程源于重要得多的因素，它们必定而且将会持续存在，即使在放松条约对公共财政的限制的情况下（这种放松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发生了）。这些过程不仅承认而且要求在欧盟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动态。由于其隐蔽失业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也很低，东欧国家的入盟使这种不同动态的两分性更加鲜明。
我们的方案是将欧盟内的国家和被吸引到欧盟的那些国家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地区。一个是以质量为基础的制造业地区，它集中在欧洲传统的法德中心，因此它包括了比利时和奥地利，事实上，还有瑞士的重工业地区。通过德国的重组活动，这个地区在东欧有一个小的工业化外围地区，主要是在捷克共和国及某种程度上在斯洛伐克。这个地区的西欧那边仍旧有一个提供福利的重要制度，而这个制度正在被逐渐削弱。第二个是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包括芬兰）的以生产高技术为基础的一个地区，在这些国家社会民主模式的基本特点看起来还保持得很好，但是将这样一种模式普及到其他欧洲国家则是不可能的。第三个是英国，基本上它自己构成一个地区，但是作为金融和服务中心它与荷兰和卢森堡有紧密的联系，主要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有联系。最后一个地区集中在意大利，其以作为低水平工业转移的目的地为特点，这一点可以从意大利传统部门的小企业外包给仍停留在欧盟之外的国家（比如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得到证实。欧洲的新经济地理既更新又巩固了原有的经济地理：一些国家，如意大利，放弃其原来的位置和作用，从梯子上滑了下来，而同时存在将一个帝国主义的地区建立在欧洲中部的倾向。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不能回避现实而无视在新千年的最初几年，不仅仅是在纸面上而是在实际中重新规定《稳定协议》已经成为用来运用和改变力量关系的杠杆。各国假装实施《稳定协议》或决定绕过它的方式充分突出了欧洲政策制定中国家因素的支配作用。欧洲的单一民族国家构成了欧洲大陆以及欧盟的阶级意愿表达的政治和制度维度的中心。
小国支持《稳定协议》恰恰是因为他们为遵守这个协议做出了重大的牺牲。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与荷兰人一样不得不强制推行这些牺牲，这些牺牲重新定义了与工会的关系以及工会内部的社会关系。例如，在荷兰，遵守这个协议使得约40%的全职工作转变为兼职工作。既没有资本家，也没有哪个权威政府会质疑这个结果并说“对不起，我们错了，让我们不要再管《稳定协议》，因为为了它，我们已经使你们中40%的人的工作不再具有确定性了。”因此，回避可能来自没有遵守标准的（大）国的影响，对于荷兰来说是保护新的阶级意愿表达的一种方式，它通过强制实施这些牺牲来实现。
对于法国和德国，情况看起来截然不同。早在新的单一货币启动时，这两个国家（没有捏造数据）就已经是超出这些参数的界限了。从那以来，情况当然没有得到校正。这两个国家，倚仗他们的势力，还是最坚定不移的反对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预算的国家。他们在施加他们的压力，同时成功的要求得到了不必遵守那些他们强加给欧盟小一些的成员国以及意大利的规则的准许。同样重要的是，法国和德国在欧盟范围内是重新制定审慎规则（discretional rules）的极其重要的支持者，他们将会赞成对公共债务的标准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法国和德国所支持的新的审慎规则是建立在一个理想的肇事者（意大利）的基础上，这样巴黎和柏林能够继续不理睬《稳定协议》，而意大利将不得不朝着它的参数收敛。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可能看到在什么样的共同利益基础上能够出现导致对《稳定协议》的一致改革的一个凯恩斯主义的欧盟形式。很简单，这种行动没有实施的机会。
事实上，欧洲成为一个统一的地区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这不是因为受到全球化过程的影响。相反，使得欧洲成为统一地区的因素过去是、现在还是政治干预。说它是一个统一的地区是指市场方面，而这些市场通常是该地区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行新重商主义袭击的目标。看一下德国在本文写作时（2006年3月）经常账户盈余为1100亿美元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如果我们将瑞典、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的盈余相加，总数与德国的盈余相等。从纯粹的马克思—卡莱基意义上说，这样巨额的盈余是在欧洲内部实现的，也就是通过欧盟内部的交易实现的。这个事实指出一个问题，对于欧洲大陆来说这个问题比起马斯特里赫特参数所要求的限制具有更加深刻、更加影响结构和更加重大的含意。的确，在欧洲绝对不存在以一种凯恩斯的方式使那些积累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将这些盈余进行再循环的机制。在建立欧洲共同市场之前这种再循环曾经很快发生。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有赖于欧洲支付联盟（European Payments Union），而欧洲支付联盟的建立是为了接收美国马歇尔计划（American Marshall Plan）的对应基金（counterpart funds）。尽管贸易支付差额不可避免，马斯特里赫特参数可以被忽视，法国和德国（以及英国）现在正在这样做。
我们可以确信无疑的是在外部盈余的情况下德国也绝不会接受以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谈判中所建议的方式建立欧盟范围的清算联盟。原因非常简单。对于德国来说，这种盈余是德国的公司或外国的跨国公司在德国的分支机构通过与外国进行交易而获得的利润。而利润必须继续成为利润：将它们“社会化”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人们遵循我们对凯恩斯分析工具的非“理想主义”诠释，并且在这个问题上看到经常账户盈余的反凯恩斯主义的意义，很容易理解在今天欧洲范围的凯恩斯主义是不可能的。这样，我们的推理揭示了那些在经济政策问题上鼓吹放宽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的限度、在社会政策和活动中鼓吹提高工资需求的分析在本质上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