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转引自李仁贵、党国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K•森生平与学术贡献》,《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11期。
[4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0页。
[42]最新的努力是将自利原则的理论根据追溯到生物的基因构成上,从人类为了种族延续的生物冲动的角度论证人类自利的必然性。参阅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威尔逊:《论人类的天性》,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3]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84、11页。
[44]Nakayama,Nash Equilibrium and pareto optimal income redistribution. Econometrica, 1981(12):57-63; Arrow, Risk Perception in Psychologe and Economics. Economic Inquiry, 1982(20):67-88; Bergstrom, On the privat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86(29):25-49.
[45]模型详述见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35-342页。显然,模型还存在的一个关键的理论逻辑问题是,h与i的自身收入虽然都可以量化为货币,但它们的消费主体截然不同,它们通过什么途径和中介转化为h的社会收入并进而体现为h的效用呢?不解决这个问题,模型只能是一种循环论证。
[46]与贝克尔的上述分析相似,内格尔认为,利他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开明的(enlighted)自利原则,一个人明显的利他行为会以间接的方式或在未来给自己带来好处。Nagel, 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 Oxford : Clarendon Press,1970.
[47]Sen,A.K., Rational Fools: 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u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in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6.Summer 1977,P.317-344.
[48]参阅胡乐明:《公共物品与政府的作用》,《财经研究》2001年第8期。
[49]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348-349页。
[50]一般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一词是由熊彼特于1908年首创的,并且熊彼特也是区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政治个人主义”的第一人,前者规定了一种经济分析方式,而后者了表达一项旨在维护个人自由权利的政治行动纲领。见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4页;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51]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52]转引自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53]门格尔:《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论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5页。
[54]Mises,F. 1949 , Human Acti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New Haven .
[55]Currie,G.1984, Individualism and Global Supervenience.British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35(December):345-358.
[56]沃伦•萨缪尔斯,《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见西德尼•温特布劳主编《当代经济思想——若干专论》,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0页。
[57]施蒂格勒和贝克尔断言:“口味这东西是不能讨论的”。见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58]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相对应,卢瑟福将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关键假设也概括为三项陈述:(1)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2)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和功能;(3)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适用于行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见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据此,我们显然不能将马克思经济学简单地贴上“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标签。对于整体主义对个体主义的批判,除了必要的提及,本篇不再重复。
[59]Sen,A.K.,1970: The impossibility of a Paretian liberal.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2.
[60]参阅肯尼斯•阿罗:《经济理论与理性假说》,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事实上,这是阿罗、森等人主张通过放松个人偏好无限制性条件,对个人偏好实施一种价值限制条件以逃脱“不可能”困境的极端化。
[61]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62]张五常:《我只用两个原则说明问题》,经济学消息报(成都),1999,7,16。
[63][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64]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1994年版,第352页。
[65]参见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6-30页。
[66]转引自欧阳康:《哲学研究方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
[67] [德]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见洪谦:《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页。
[68]例如,作为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穆勒的经济学方法论主张显然与其实证主义哲学主张存在明显矛盾。
[69]连内维尔•凯恩斯也承认,“李嘉图采用的语气显得对已获结论绝对和普遍有效性的过份自信,但他的说明离实际生活事实太遥远了”。见《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70]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1页。
[72]转引自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73]参阅注9,第82-86页。
[74]转引自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3页。
[75]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7页。
[76]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12页。
[78]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7页。
[79]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1、46页。
[80]Neil.De.Marchi(edited):The Popperian legacy in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P.144.
[81]温特劳布:《当代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页。
[82]伊姆雷•拉卡托斯:《证明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172页。
[83]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57页。
[84]参见陈波:《休谟问题和金岳霖的回答》,《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36—46页。
[8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86]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5-86页。
[87]同上注,第93页。
[88]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89]熊彼特曾指出:“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错误,大部分是缺乏历史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
[90]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9、424页。
[91]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92]同上注,第144-145页。
[93]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7页。
[94]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6页。
[95]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1953),见《经济译文》(南昌),1996年第5期,第8-10页。
[96]需要注意的是,关于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要点,A•科丁顿曾将其具体概括为四个方法论命题:(1)一种可以被恰当评价为对经济学的贡献的理论的特点在于它的预测性能;(2)接受或否定一个理论的基本标准在于该理论的预测与各种被认为是“事实”的东西的一致性;(3)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不存在根本的方法论的不同;(4)理论应当独立于价值判断,即经济学在伦理上应是中性的。见科丁顿:《实证经济学》,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4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3-102页。显然,本节仅涉及相对于规范而言的“实证”。关于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其他要点,本篇后面章节会给予评析。
[97] Nagel,E.,1961,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P.492-495.
[98] Sen,A.K.,1970.Collective Choices and Social Welfare .Edinburgh:Oliver &Boyd.
[99]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6页。
[100]关于价值知识的检验,季羡林先生曾指出,某些有着复杂文化背景的价值取向(认识),或许在我们“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用实践来证明。即使在非常长的时间内,也只能逐渐地通过世界文化的发展来证明”。见季羡林:《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序》,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