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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A.K.,1970,The impossibility of a Paretian liberal.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2.

Sen,A.K.,1970,Collective Choices and Social Welfare .Edinburgh: Oliver&Boyd.

Smith,A.1980, Essays on Philosopher Subject.London:Macmillian.

Stigler,G.,1976,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Professor Smi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4.

Weintraub,E.R.1985,General Equilibrinm Analysis-Syudies in Apprais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lamson,O.E.1998, The Institutions of Governance. The American Review, Vol.88,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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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eyerabend,P.K., 1987,Farewell to Reason, NewYork/London:Verso。

[2]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05页。

[3]肯尼斯•J•阿罗:《经济理论与理性假说》,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4]汪丁丁对经济学理性主义曾有过较多论述。在他看来,经济学在马歇尔之后开始了它的理性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问世起至20世纪50年代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止;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方兴未艾。详细的讨论参阅汪丁丁:《“卢卡斯批判”以及批判的批判》,《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第69-78页;《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1-11页。汪丁丁的分析对本篇有着颇多的启发,但其许多00000000论点本篇并不赞同。

[5]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Keynesian Cross.Economics Letters 26(1988):P14.

[6]哈耶克指出,“对于中世纪的思想家来说,理性主要是一种认识真理,特别是道德真理的能力,而不是根据明确的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能力。” 参阅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4页。

[7]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71-172页。

[8]参阅张雄、陈章良主编:《经济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298页。

[9]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99页。

[10]参阅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50页。译文有改动。

[11]程恩富教授曾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1994)一文中指出,方法论创新对于中国理论经济学重建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在一系列论著中,程恩富教授又精辟论述了方法论创新与中国理论经济学重建等重大问题。参阅程恩富:《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社会科学报》1994年4月7日;程恩富:《充分认识哲学对经济行为分析的积极效应》,《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程恩富、张建伟:《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经济学家》1999年第3期;程恩富、齐新宇:《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2]参阅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

[13]这是借自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一个术语,在此意指经济学理性主义的不可触动的深层的核心假说与根本信念,是其区别于其它经济学方法论主张的根本特征。

[14]经济学的理性主义经济世界观显然受到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影响,但近代哲学的世界观只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哲学化。因此,在此我们着重说明牛顿力学对经济学世界观的塑造。

[15]爱因斯坦也曾宣称,“对于我们有信仰的物理学家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分别只不过有一种幻觉的意义而已”。参见[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07页。

[16]转引自郑玉玲:《偶然性与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17]A.Smith,1980: Essays on Philosopher Subject.London:Macmillian(4).P.19.

[18]需要注意的是,斯密是在其伦理学、法律学体系中充分论证了“看不见的手”的社会法律等制度基础之后,才把“看不见的手”作为经济运行的永恒法则进行展述。人们通常只看到了后者而忽视了前者。例如,作为主流经济学核心理念的“均衡”便是对其不恰当的简化。

[19]瓦尔拉斯 :《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7页。

[20]米尔盖特:《均衡:概念的演化》,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194页。

[21]G.B.Richardson,1975: Adam Smith on Competition and Increasin Returns .in S.Skinner, A.S.Wilson,T.(eds)Essays on Adam Smith ,P.351.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2]施蒂格勒将这称之为斯密“最后一个令人遗憾的失败”。事实上这不是斯密的失败,而是主流经济学框架的失败。参见G.J.施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21-223;Stigler,G.,1976: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Professor Smith. 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84,1199-1213。

[2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8页。

[24]N.Georgescu-Roegen,1971,The Entropy lo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2-3.

[25]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15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1页。

[27]张曙光:《制度•主体•行为》,中国财经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28]参阅万俊人:《论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陈岱孙:《亚当•斯密体系中,同情心与利己主义矛盾的问题》,载《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朱绍文:《〈国富论〉中“经济人”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经济研究》1987年第4期。

[29]在《道德情操论》第一章斯密写到:“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伤感------这种情感同人性中的所有其它的原始情感一样,决不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5页。)在《国富论》中,他又写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页。)

[30]在斯密那里,“同感”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理性认识的能力,它不仅指与别人在感情上的共享,而且还指对人们能在感情上彼此分享的认识和理解。参阅《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107页。斯密在《国富论》出版之后,曾多次增补《道德情操论》,一再强调“克己自制”的重要性,也更加重视“谨慎”这一自爱的美德。

[31]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2页。

[32]J.Mill,Collected works: Essays on Economy and Socity. J.M.Robson(ed.),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7,vol.4,P.23.

[33]J.N.凯恩斯,《经济学方法论》,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0年版,第78页。

[34]参阅肯尼斯•阿罗:《经济理论与理性假说》,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78页。

[35]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

[36]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页。

[37]杨春学博士认为关于“经济人”公开的争论有三次:19世纪晚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围绕“利己”与“利他”问题的争论,20世纪40年代的“利润最大化”之争和70年代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的“理性行为”的争论。见《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8]这些批判主要有:(1)以西蒙为代表的从信息不完全的角度对理性最大化展开的批判;(2)历史学派、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从人的社会性对单维经济人所做的声讨;(3)借助人类行为的实验结果对理性最大化所进行的证伪工作;(4)用所谓“X效率”来对最大化进行驳斥;最新的批判则来自马修•拉宾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这些批评除了必要的提及本篇不再赘述。

[39]参阅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161页。程恩富教授还认为,现代社会明显存在三种情形的利他主义:()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来换取某种即刻可见的他人利益;(2)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来换取某种未来的他人利益;(3)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来换取某种实际无效的他人利益,即愿意为他人利益而不讲究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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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确实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与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习随记)第2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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