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的是，敏于观察现实的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了这种探索。例如，物理学家们一直对正统经济学家们为了追求理论的完善性而放弃对现实经济生活复杂性的研究感到震惊，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中的人不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行为也不是可以充分预测的。在物理学家的建议下，从80年代起一些经济学家如美国南加洲大学的理查•戴等开始引入简单的混沌模型替代线性随机方程来讨论经济学的纯理论模型问题，而正统的数理经济学方法总是把非线性问题用线性化的方法处理，因而假设非线性系统仍然处于稳定的或优化的轨道上运动。“黑色星期一”之后，西方经济学界更是掀起了一股“混沌热”。除了“混沌经济学”外，经济学家们的“复杂性研究”还包括模糊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等。显然，如果承认经济社会和经济行为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便意味着重新考虑正统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因为几百年来，主流经济学家们都在努力证明市场经济社会的稳定性、确定性、优化选择的合理性。可以预见，随着复杂性经济学愈益被人们接受，经济学迟早会突破几百年来追求简单性、确定性、精确性、机械性的传统，并引发一场方法论的深刻革命。

将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纳入人类实践的宏大背景加以考察还意味着，走向新理性的经济学，必须舍弃“理性经济人”假说，摆脱非现实的“自利”和“最大化”的束缚，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重新理解人”，把“人”拉回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结合社会、文化、历史、制度、心理等因素来深刻地理解人，确立关于“人”的辨证的理性思维。

经济学是以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的，因此经济学研究中应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充分理解人的动机、能力、人类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西方主流经济学脱离历史和现实机械地设定了人的理性本质——“自利最大化”，以此解说人的经济行为乃至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然而，“虽然几乎所有的经济模型都要假设个体在理性地行为，但经济学家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去研究一下‘理性地行为’的真正意义，以及这对于经济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212]。结果，范围广泛的规范导向行为到目前为止还无法用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术语成功地解释。“事实上，继续主张所有人类行为都必须用纯粹理性来解释的人，是犯了艾尔斯特所谓的‘过度理性’的错误：认识不到理性运作的限制和界限，或者‘抱有理性万能的非理性信仰’” [213]。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始终没有抽象出一个能够反映人与人关系的一般范畴和共同概念”，因而其本质上只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人。这显然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曲解。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不仅是以“人”为出发点的，而且始终是以“现实的人”、“社会的人”为中心展开经济研究的，是对“人”的一种辨证的理性思维。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的从人本身来理解人类社会的一切的人本主义哲学传统，一方面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理解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及其本质；另一方面又从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经济关系来认识人的丰富的现实性。这样，人本主义和经济学的统一使得马克思对经济关系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达到了完善的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中，从“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出发，特别强调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解释。马克思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214]。因而，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这样，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动机和行为，便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思维方式。但是，马克思将人的本质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决不意味着他忽视了个人的物质需要或经济利益。相反，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把人与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 [215]。然而，马克思虽然承认个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具有客观性，却决不把个人经济利益及其内容孤立化、抽象化、永恒化，更不空谈所谓的“自利最大化”，而是深入研究个人经济利益具体内容是什么以及这一内容由什么规律所决定，并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个人经济利益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利益。因而，马克思从不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仅仅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在他看来，虽然“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社会运动是由个体的选择和行为汇合而成的，但个人的行为和选择并不完全是自由意志的产物，个人的行为是受历史和社会条件制约的，个人利益的实现是由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抽象的“自利最大化”是不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资本家的最大化就不可能有工人的最大化，“劳动者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他越是创造价值，他自己越是贬低价值、失去价值；他的产品越是完美，他自己越是畸形” [216]。因此，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机械理性思维导出了经济和谐的世界图景不同，马克思关于“人”的辨证理性思维则导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灭亡。

最后，走向新理性的经济学还必须对经济分析的“理性方法”本身持一种辨证的态度。马克思十分重视经济学研究的理性分析方法。在他看来，“科学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的材料” [217]，经济学的本质旨在运用科学理性的方法去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理性分析方法乃是经济学的重要方法，即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再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动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正是凭借着科学的理性分析方法，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历史的人及其行为的研究，揭示出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支配人的经济行为及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本质规律。

但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将理性方法推崇为绝对至上的认识工具不同，马克思自觉地将理性方法建立在实践和历史的基础之上。在马克思那里，每一种经济范畴后面都有现实的生活及其历史的渊源，它们只是现实本身的理论表现，从而打破了传统理性主义者持有的理性范畴始基论、理性范畴永恒论等谬论，将理性绝对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相统一。因此，理性方法绝不是一个永恒至上、完备无缺的认识工具。马克思指出，“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 [218]。只有理性范畴的发展能够适合于业已改变的情况，理性认识才具有客观的意义。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曾专门对经济学所谓“不证自明”的教条进行了矛盾分析，并就当时经济学外在的、僵死的、静止的逻辑范畴的抽象前提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从所谓“不证自明”的逻辑前提出发单纯地从事逻辑概念的演绎而不关心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其错误在于“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 [219]。总之，正确的理性思维方式，必须消除理性的至上性和绝对性，恢复对于“理性”的正确理解，使之回到其应有的合理地位，回到人类的社会实践和历史之中[220]。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对21世纪经济学的走向进行展望时曾断言：“到2091年，经济学在挫败许多批评的同时，这门已得到公认的学科形式仍将存在。但是，它的研究方法和目的肯定会发生变化” [221]。在我看来，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化，关键在于从传统的理性主义转辙到辩证的理性思维方式。

主要参考文献：

1.肯尼斯•J•阿罗：《经济理论与理性假说》，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2.保罗•阿尔布：《经济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3.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4.唐•埃思里奇：《应用经济学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5.A•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艾耶尔：《哲学中的变革》，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7.罗杰•巴克豪斯：《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8.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让-帕斯卡尔•贝纳西：《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导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11.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12.卡尔•波普：《科学知识进化论》，上海三联书店1984年版。

13.卡尔•波普：《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14.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J．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6.艾伦•布坎南，《伦理学、效率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7.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8.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9.R•D•C•布莱克等编：《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0.布留明：《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危机》，三联书店1962年版。

21.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2.蔡仲：《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证伪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11期。

23.陈岱孙：《亚当•斯密体系中同情心与利己主义矛盾的问题》，载《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

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4.陈平：《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和非线性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1988年第10期。

25.陈平：《文明分叉、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6.陈波：《休谟问题和金岳霖的回答》，《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27.陈宪：《经济学方法论通览》，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28.程恩富：《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理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29.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30.程恩富：《当代中国经济理论探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1.程恩富、伍山林：《企业学说与企业变革》，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