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则试图以“有限理性”理论对经济学理性主义进行某种修正[201]。在《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一书中，西蒙认为，人类理性，较之它作为探索特定的局部需要和问题的工具而言，远不足以成为构造和预测世界系统的一般均衡模型，或者创造一种包罗一切时代的所有变量的宏大总模型的工具，并揭示了市场“非理性”决策的三个重要的认识论方面原因：（1）在需求函数、成本函数中客观存在着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2）市场行为者所具备的有关备选方案只能达到不完全信息状态，决策问题不可能是最大化优选问题，只能按照当下的满意尺度来进行；（3）成本函数或其他环境约束极其复杂，致使活动者无力计算最佳行动方案。西蒙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已经提出了一种有限理性学说，成为古典的完全理性论的替代理论，不少经济学家开始重视决策行为偏离最大化的非理性现象，并构成了自己的整合非理性决策的有关理论。如鲍莫尔的满足最低利润约束条件的销量最大化理论，马里斯以增长速度表述目标的企业模型，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拉德纳的寻求满意的显示模型，等等。但是，西蒙指出，尽管时代精神的许多方面有利于非理性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历史却没有沿着这种垂直轨道前进，在经济学界仍存在一股强烈的反行为主义潮流，试图在方法论上维护新古典理论。尤其是，数学知识和技能在经济学界迅速传播，使古典理论发展到了深奥而漂亮的新高度，优美的形式主义追求阻碍了经济学家们对现实世界粗俗一面的认识。
尽管人们一般认为，西蒙的“有限理性”说是进攻理性主义传统的一枚重型炮弹，但是，G•M•霍奇逊在其《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一书中在肯定了西蒙等人对“非理性”问题研究的贡献的同时，又感到他们对新古典理论的批评还是不够彻底。他指出，“行为主义者的领袖赫伯特•西蒙对新古典主义的理性概念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但是，行为主义者的替代概念在有些方面与这种正统模型并无太大区别，行为仍由原因决定，这一推理过程就是个人从自己的既定前提和知识中进行有意识的符合逻辑的演绎” [202]。在霍奇逊看来，正统经济学对非理性问题关注之所以有难度，原因是正统经济学家对于“理性”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与崇拜，他们在使用“理性”一词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为傲慢，他们经常断言，任何非理性的说法都是有损于人类威望的或是荒唐的，唯有理性才是市场社会运行的客观法则。实际上，“最大化远不是最典型的，而非理性的行为甚至在经济领域更为普遍”，无限放大市场行为者的理性能力，是对市场的无知和对行为者认识过程的误解。
相对于理论经济学家来说，非理性问题是经济心理学家们更感兴趣的问题。皮埃尔-路易•雷诺在考察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系时，在其建立的模型中设定了一个中间层次，以便强调人的心理、精神层面的“人的质量”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并发现经济增长中相当大的动力因素与市场行为者的精神因素（理性和非理性）相关联。他指出，“人的行为并不是严格合乎逻辑的，而往往是一半合乎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并希望构建出融合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的经济理论。奥地利学者欧内斯特•迪希特则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试图通过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观察来理解人在经济行为中受无意识驱使的非理性方面。他指出，人的各种购买动机“一般是无意识的”，它们是一些与里比多冲动有关的错综复杂的机制。在多数时间里，消费者的“选择”往往是由偶然性或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对于这种事实，人们之所以不愿承认，是因为人们有“理性的幻想”[203]。
最后，我们还需提及的是，获得2001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的行为经济学家马修•拉宾的研究。拉宾一直致力于将心理学家们所观察到的行为现象与正式的经济理论模型相结合的研究，力图将诸如公正、冲动、偏见、风险厌恶等心理因素融入经济理论之中。他明确指出，“经济学假设个人具有稳定和连续的偏好，并用无限理性使这些偏好最大化，这种假设过于简单” [204]。在他看来，没有谁会真的相信芝加哥学派的那种解释，即毒瘾、嗜烟、酗酒，以及花钱超支、暴饮暴食等行为习惯，都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表现形式。正统经济学家们总是机械地认定，人们只做自己想做且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是，心理学实验和日常经验所揭示的却常常是“偏好倒置”的现象。因而，正统经济学无法阐明“抢银行是不是理性的”以及“盗窃何害之有”等逻辑怪题[205]。
以上我们简略地分析了经济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偏离理性主义传统的种种尝试，显然，还有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我们没有论及。但是，即使通过这样粗略的考察我们也会发现，一直以来哲学和其他思想领域的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经济学领域，上述学者们的研究尽管真理与谬误同在，却清楚地表明，传统的经济学理性主义对于分析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存在严重的局限，摆脱传统理性主义的轨道会使经济学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7．4走向新理性
尽管传统理性主义存在重大缺陷，非理性主义思潮势头强劲，但是应该承认，科学在根本上是一项理性的事业，经济学欲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其本质也必然是理性的。本篇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批判，目的在于揭示传统理性主义的局限并为经济学的“理性”重建提供有益的线索，而并非要从根本上抛弃理性。对于致力于经济学创新的中国经济学人而言，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方法论为基点[206]，吸收人类其他思想领域的优秀成果，将经济学的触角伸入广阔的现实经济社会空间，重新确立正确的理性思维方式。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乃是一个十分复杂多样的综合系统，社会经济问题应纳入人类实践的宏大背景中加以考察，科学的经济学体系应是一个开放的学科体系。事实上，马克思早期转向经济学研究，也正是从历史分析、制度分析、所有权分析着手的，并一直结合人类学、历史学、生物学等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展开经济学研究。因此，走向新理性的经济学，首先必须打破人为设置的学科壁垒，摒弃传统理性主义封闭的局部性思维，确立开放的整体性思维方式[207]。
几个世纪以来，基于牛顿模式和笛卡儿二分法的理性主义科学观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在理性主义者的视野里，似乎存在着一种超越历史、永恒不变的科学理论结构，那就是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结构模式。由此，不仅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被界定为两种完全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认知领域，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也人为地设置了“学科”之间的鸿沟，并且还使得各门人文社会科学为着“科学”的梦想在模仿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沿着纯粹理性公理化的“科学”逻辑走向了封闭和僵化。固然，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发展的确曾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积累和创新，但是，学科化和专业化的长期发展所产生的一个孪生之弊——学科之间的封闭和隔绝，却使得学科间交流和融合的障碍已成为科学进步和知识扩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各门学科从其狭小的“理性世界”出发只能提供关于真实世界的局部而不真实的认识。以经济学为例，经济学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在纵向上具有历史时间的封闭性，即架空了制度背景，排除了时间维度的变化；在横向上具有学科领域的封闭性，即脱离社会、政治、法律、伦理等因素对经济问题的影响而孤立地研究“纯”经济问题，这样，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理性分析”所建立的只是一个个关于理论世界而非真实世界的经济模型，他们关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多半是片面而非真实的。
其实，对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的有效性，富有学术敏感的学者如韦伯等人一直心存疑虑。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208]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已开始由分化和对立转向综合和借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趋同日趋明显。现在，人们已明确意识到，自然与人都是通过时间之箭而构筑起来的单一宇宙的一部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者都是在处理各种复杂的系统。因此，普里高津指出，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世界观、新的综合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眼于自组织描述（定性描述）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现代科学的整体化趋势要求人们综合地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开放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必将成为未来科学研究方法的主体和基础。
在社会科学内部，人们也正在就“如何消除19世纪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或社会文化）这三个假想的自律领域之间的人为分离”进行思考[209]。人们已认识到，社会科学所划分的各种“领域”并非现实社会系统的真实形态，这种划分是人为的且并非全都是合理的。我们可以改变把社会科学知识划分为一个个“领域”的做法，代之以“问题”的形式把这些“领域”的相关知识组织起来，并重新建立问题间的联系。以一个个“问题”作为组织中心，把各种知识融合起来，从而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并避免学科间的门阀之见。例如，“发展问题”、“现代化问题”和“全球化问题”等等，如果没有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环境学等学科的广泛合作，它们是不可能得以解决的，甚至问题本身都不会被提出[210]。
对于经济学而言，摒弃传统理性主义的封闭性思维方式正当其时。现在，经济学应顺应科学发展的新趋势，通过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复合来开放自己，以更适应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经济学应“复活”长期被压制的文化、信仰、制度、道德等“非理性”因素应有的理论地位，以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为基础，发展出一种综合的方法，将理性选择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把政策评价、规范描述和实证分析融入同一个理论体系，运用社会的、历史的、整体的和以制度为基础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总之，经济学家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经济学将愈益难以同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的研究相隔绝，“好的经济学必须是好的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哲学” [211]，经济学既要渗入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更要为各学科所渗入。这样，随着经济学内部传统障碍的削弱以及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增强，在不久的将来，或许我们将不仅很难区分应用经济学家与理论经济学家，而且同样很难将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