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原因，非合作博弈理论发展更快并在经济学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还在于非合作博弈理论的数学建模比合作博弈更为容易，更能满足经济学形式化的需要。然而，那些精美的非合作博弈模型又提供了多少关于“相互作用的决策问题”的准确理解呢？显然，它们并未能够提供关于博弈参与者行为的明确的预测。纳什均衡和纳什均衡分析是非合作博弈理论一致接受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方法，一般认为，纳什均衡分析是一种能够作出较强预测的方法。但是要作出这样的预测，博弈模型需要作出一系列精确的设定。一般而言，一个“可分析的”博弈模型需要详细设定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博弈的规则、得益函数、理性前提和信息状况等几个方面。而且，不同的博弈问题对模型设定的具体要求也不尽相同。在有些博弈中，博弈参与者的相互信任程度、所使用的推理方法、博弈的规则由谁制定等也是影响博弈结果的重要因素，也需要明确设定。由于博弈模型需要设定的方面很多，每个方面的设定又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并且很难判断哪种是最准确的，因而博弈模型的设定本身会对博弈模型的分析结果产生严重影响。显然，如果不能解决博弈模型的设定问题，便无法为分析各种博弈问题提供统一的有效分析工具或者系统的分析方法体系，也无法得出有效的预测。不幸的是，事实正是如此。一般的纳什均衡概念和分析方法在分析多种博弈问题时常常“力不从心”，只能给出很粗略甚至是严重不符合实际的预测。为了对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进行准确而有效的分析和预测，博弈论学者们对一般的纳什均衡概念进行了精炼和改进，但是在如何精炼和筛选纳什均衡方面，他们迄今无法拿出另人信服的系统理论，无法说明在重复博弈存在无限多个均衡解的情形下参与者为什么喜欢一种均衡而不是另外一种均衡，结果是，对许多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问题的分析，纳什均衡分析及其各种精炼和选择方法往往都会失效，无法得出有效的结论和预测[172]。事实上，许多具有严密精妙数学结构的博弈模型已远离了对相互影响的决策的实证性分析，不考虑模型的现实相关性而满足于经济学家对形式主义模型的沉溺[173]。例如，8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学领域由于博弈论的应用的确已发生了相当的改变，但是，根据早期的理论无法加以说明的寡头垄断市场的机制，新的众多博弈模型同样无法说明。新旧理论都同样告诉我们，很可能有诸多的结果出现。博弈论的应用不仅没有形成一个一般性的寡占理论，反而离这一目标更为遥远。费希尔（F.fisher）指出，应用在产业组织学之中的现代博弈论的错误在于，“即便是最好的实践者也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全神贯注于那些在分析上有趣的问题而不是那些对现实生活中的产业至关重要的问题” [174]。因此，博弈论并没有将任何可检验的假说增加到被哈恩称作“石器时代”的理论中去[175]。

总的来看，博弈论现在还只是被经济学家们作为一种具有强大分析能力的数学工具而运用，并已成为经济学家们的支配性的数学工具。显然，作为数学工具的博弈论是不可能为经济学带来一场革命的，它只是将经济学的数学化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而更好地满足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形式主义模型的沉溺。

6．2理性主义的困惑

尽管作为工具的博弈论尚未改写经济学，但是作为思想的博弈论却一直在冲击着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硬核”和正统经济学的大厦，引致了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困惑或“基础松动”。

6.2.1均衡的唯一性与多重性

前文已指出，正统经济学家们秉承严格决定论的哲学观，认为像自然界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各种运动的最终结果必然趋于均衡一样，在市场中通过供求力量的作用各种经济过程最终也必然达到一个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均衡解——阿罗和德布鲁利用布劳维尔不动点原理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个体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在“无形之手”的引导下必然导致一个稳定的社会理性秩序。然而，现代博弈论的结论却是，博弈过程或社会交往存在“多均衡”的可能，博弈的结果也并非必然是帕累托最优的。

最著名的例子是众所周知的囚徒困境博弈。这一博弈仅进行一次时，唯一的均衡结局是甲乙两个囚徒选择“不合作”；当这一博弈重复进行多次时，则存在两个博弈均衡：一个是甲乙两人都选择“合作”，一个是两人都选择“不合作”，前者是帕累托最优，后者是纳什均衡。这表明，个体理性行为本身有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即博弈的均衡可以使所有的博弈参与者都不满意。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现实出发点不是别的因素，恰恰是正统经济学的个体理性原则。因而，如果博弈论的这一观点成立，那么正统经济学试图由个体理性出发，说明经济社会能够实现集体最优目标的观点就不能成立，建立在个体理性行为基础上的确定性的理性主义社会经济观也将受到冲击。同时，它表明只有个体利益最大化与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相一致时，博弈均衡才能与一般均衡（帕累托最优）同时实现，因而竞争经济的“一般均衡”仅仅是“社会博弈”的一个特例。正如萨缪尔森所言，“囚徒困境”这一例子用博弈论的语言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真理：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可以把个人的自私自利转化为某种社会最大福利的情形，“几乎可以说奇迹般的偶然性”，“这种看不见的手的幸运结果不大可能在所有的社会环境里出现” [176]。

一般地，在非合作博弈中，解的一般形式是纳什均衡，并且通常有多重纳什均衡，特别是在多阶段动态博弈中多重纳什均衡更为普遍。而且，这些纳什均衡往往有很不相同的性质，有的纳什均衡是没有效率的或着是低效率的。但是，博弈过程本身或纳什均衡分析本身，并不能够自然地把低效率的纳什均衡排除掉，或者将高效率的纳什均衡筛选出来，甚至在许多博弈模型中均衡都是低效率的，低效率的均衡更容易出现。因此，博弈论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博弈均衡的选择问题，试图通过提出比一般的纳什均衡更强的、更稳定的，或者含有某些特定的筛选程序的更有效的概念和机制，解决多重纳什均衡问题。但是，博弈论学者们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普遍的成功，只是得到了大量新的、适用于各种不同情况和局部问题的解概念和分析方法，而对于哪个是正确的和适合需要的，并没有明确的一致意见。由于现有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的有效性都严重依赖于博弈的环境和前提条件，而博弈的环境和前提条件中包含的各种基本因素，包括决策者的理性和能力、思维和行为方式等，都很难判定且往往都是随着各种因素而变化的，因此，事实上不可能有博弈分析的一般环境和前提条件，多重纳什均衡的选择和纳什均衡的精炼问题，或者非合作博弈的一般解概念和分析方法，或许会是长期困惑博弈论学者的问题。他们会不断遭遇许多合理的纳什均衡而无法选择的问题，受困于缺乏能够确定哪种纳什均衡将会出现或者博弈的结果会是什么的有说服力的一般理论，而常常必须借助于博弈规则以外的因素来进行预测甚至无法预测的困境。

事实上，“多均衡”意味着现实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它们的存在不会因为在理论上引进更精炼的均衡概念而减少许多，因为它们的存在是与社会分工及各项知识分立状态的社会现实相联系的。因此，在博弈形成的多个可能的均衡状态中，人们究竟会选择哪一个状态是无法用经济学的理性原则来确定的，它取决于人们的知识结构，尤其是人的主观预期，而人的主观预期受到社会心理、行为习惯等诸多非理性因素的影响[177]。这样，正统经济学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理性主义经济社会观——一般均衡的必然性和唯一性，便受到了博弈均衡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多均衡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严重挑战。

6.2.2何种理性？

显然，博弈论也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之上的，甚至对博弈参与者的理性有着更高更强的要求，并由此将经济学理性主义推向极致。但是，当博弈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如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和逆推归纳法等，在应用中遇到严重困难，无法作出有效预测，以致人们对博弈论和纳什均衡理论的信任发生危机的时候，博弈论学者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原本似乎不成问题的博弈论的理性基础问题。他们发现，博弈论乃至整个经济学的理性基础隐藏着诸多理论隐患和“基础松动”的可能。宾莫尔(Kenneth G.Binmore)曾指出，“博弈论的基础好比是一团乱麻”，这团乱麻一部分是作为“一通废话”的贝叶斯理性基础，一部分是解决多重均衡的失误[178]。由此，经济学理性主义遭遇到了麦金太尔的“何种理性”之追问的相当现实的挑战。

正统经济学的自利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文已有论述。在此，为便于分析和比较，我们有必要特别提及阿马蒂亚•森的一个重要观点。在阿马蒂亚•森看来，在正统的经济学文献中，一个人总是被假设为追求其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而他的效用则仅仅依赖于他自己的消费并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也就是，理性行为具有如下三个特征：（1）自我中心福利：一个人的福利仅仅依赖于他或她自己的消费（尤其不存在对他人的同情和憎恶）；（2）自我福利目标：一个人的目标就是他或她自己的福利最大化，当存在不确定性时，他或她最大化这种福利的概率加权期望值（尤其是不直接重视他人的福利）；（3）自我目标选择：每个人的每一行为选择直接受其目标引导（其他人所追求的目标被给定，不会因为认识到各自成功的相互依赖性而被约束或调整）。显然，这是“理性”的一种个体主义理解。博弈论学者们相当程度上承袭了这种理念，同时发展出相当不同的“理性”的意蕴和要求。

与正统经济学常常回避不同经济个体之间的直接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不同，博弈论是以经济个体决策和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作为研究的对象和主要出发点，它所研究的问题主要就是人们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反应，就是在人们的利益和行为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情况下个体的理性选择与行为。因此，它不仅要求个体具有始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意识和理性能力的“自我”个体理性，还要求相关的参与者具有层次较高的“交互理性”，要求不同个体之间在理性和行为方面具有一种“默契”。因为，如果人们的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仅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还取决于与之相关的其他人的选择与行为，那么为了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个体的理性决策就必须考虑他人的理性选择与行为。作为博弈论的基础，交互理性是其基本的理性要求。这样，在博弈论中，“理性”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概念了，但同时它的现实性却也存在更大的疑问。当相关决策者之间的理性层次存在明显差异，或者决策者之间缺乏足够的了解或者相互信任的情况下，要求博弈参与者满足交互理性的要求显然是比较困难的。

因此，博弈论还要求有关博弈的结构、各个博弈参与者的得益函数以及各个博弈参与者的理性等“知识”是所有博弈参与者之间的“共同知识”。也就是，每个博弈参与者不仅要首先明确自己和其他参与者所有可选的策略，还需知晓各种情况下自己最终的收益或其概率分布，并且每个博弈参与者都知道各个参与者掌握这些信息；更为重要的是，每个博弈参与者都知道所有参与者都是理性的，都知道其他博弈参与者知道所有参与者都是理性的，都知道其他博弈参与者知道其他博弈参与者知道所有博弈参与者都是理性的------。理性的共同知识假设是非合作博弈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假设，是实现交互理性和理性主义的纳什均衡的基本前提。但是，现代社会“知识的分裂，每个人（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占有与其他人不同的知识，这造成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分野并进一步瓦解了社会的道德共识-----事实上你从大街上找不到一个人，他或她的知识结构不使其从局部的特殊主义的角度（肤色、职业、国籍等等）来理解原来应当是普遍意义的法制下的法律” [179]。由此看来，博弈论的“理性”确实异乎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