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博弈论已从多个方面对经济学产生了或将要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学越来越转向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直接研究。正统经济学在研究个体的行为时，总是假定其他个体的行为都被“抽象”在一个非人格化的参数——价格里面，并且个体是在给定价格参数下决策，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价格机制来间接完成的，不存在或不考虑个体之间各种直接的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关系。引进博弈论以后，经济学便可以对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直接的研究，并通过研究个体之间静态或动态、短期或长期的交互作用来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解释或预测。其次，经济学能够对处于“黑洞”的竞争过程给予更深刻的揭示和更细致的描述。正统经济学的灵魂是竞争，是揭示或解释人类经济行为竞争性的经济学。但是，由于给定收入约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取消了“竞争”，正统经济学只能凭借“好象原理”理性地观察竞争的结果，而留下了竞争过程这一“黑洞”和不解之谜[168]。将博弈论引入经济学，以局中人来统一处理消费者、生产者等各类经济主体，超越了正统经济学对经济主体的单一属性假定，并通过局中人的策略互动过程的刻画可以揭示各类竞争关系的行为过程以及收益的获得和价格的形成。再次，借助博弈论，经济学可以进入新古典企业、市场、政府和其他“制度”的“黑箱”里面，努力理解这些经济制度的内在功能，并认识到制度安排对于缓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重要意义。目前，“机制设计”、“委托——代理问题”、“契约理论”等已经成为经济学的前沿论题。最后，博弈论的引入还会加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系，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在罗宾斯的定义之下，正统经济学是一门沉闷而封闭的学科。博弈论进入经济学，有望使经济学加强对人的研究并与其他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扩大联系，而且还会因为博弈的普遍性（例如生物的进化博弈）而与自然科学加强联系。这样，通过博弈论的桥梁作用，经济学的成果和原理的应用范围以及经济学的影响都可能得到扩大，其他学科的成果与原理的融入又会促进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形成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此外，博弈论已经改变了经济学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使经济学发生了很大的形式化的改变。“供给”、“需求”、“一般均衡”、“总需求”、“总供给”等以往在经济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已被“策略”、“博弈”、“纳什均衡”、“囚徒困境”、和“游戏规则”等术语所取代，这表明博弈论的确已对经济学发生了一定影响。因此，倘若将博弈论全面引进正统经济学确实会导致其思维方式和体系结构的根本变化。

具体地，在许多经济学家那里我们都可以发现以博弈论重写经济学的尝试。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169]。在卢卡斯等人那里，政府与企业或消费者是被作为博弈的双方来研究的，经济政策过程也被视为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弈。在他们看来，凯恩斯主义者将私人部门和市场领域当作被动的“机器”来控制和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严重的前提性错误。相反，经济活动当事人的理性预期及其针对政府经济政策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将会导致政府的货币政策呈“中性”和经济政策的无效性。而战后所出现的繁荣，如果说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有关，也只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政策的“惊讶”效应，当社会公众通过与政府的反复博弈，掌握了政府政策的意图和其它经济信息，使自己的预期趋于完善合理，就会迫使政府为制造“惊讶”效应而不断使自己的政策强度升级并最终归于无效。理性预期学派以博弈论为工具发展了一种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但是，局限于新古典框架内的尝试，决定了其重写经济学的努力只能是不成功的。他们依然停留于一个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高度数学形式化的理想世界。

新凯恩斯主义者借鉴理性预期学派的研究方法，博弈论也成为他们研究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这明显体现在他们的交错调整价格和信贷配给理论中。在他们看来，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厂商必须选择一种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信息量的方式作出价格决策，这种方式就是交错调整价格。厂商以交错方式调价，能将不断积累的信息与现实情况进行比较，辨识出正确信息，使厂商连续地逼近获取完全信息，以便确定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价位。厂商在采用交错方式调整价格时，特别注意相邻厂商的反应与信息而不太注重经济总量信息。这不仅是为了降低收集信息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厂商价格决策直接受制于相邻厂商的行为而非经济总体的行为。也就是，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厂商是在与相邻厂商的不断博弈中确定价格的。新凯恩斯主义的信贷配给理论更是充满了博弈论的色彩。它认为，信贷市场是个信息不完全市场，贷方与借方的信息是不对称。利率存在正向选择效应，即利率提高能增加银行收益；利率也存在反向选择效应，即较高的利率会使那些资信良好的厂商不再申请贷款而那些资信度和还款概率低的厂商会继续申请贷款，从而使银行的预期收益下降。在利率提高的过程中，利率的反向选择效应递增而正向选择效应递减。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银行对于厂商的鉴别和控制能力是有限的，为使收益最大化，在银行与厂商博弈的过程中，银行不只是依靠利率去制约厂商，在市场利率高于最优利率时，银行必须运用数量限制的办法即信贷配给来约束厂商。

产业组织理论是经济学中博弈论应用最为活跃的领域，大量的博弈论专家在此投下了巨大的智力资源，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经济学家们是如何改写经济学理论的。从古诺、贝特朗到张伯伦，经济学家们逐步认识到：寡头竞争在现实中是普遍存在的，现实中的大多数市场竞争需要用寡占理论来解释。但是，在引入博弈论之前，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仅是重温古诺一个半世纪前的研究成果，只是在以贝恩(J.Bain)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寡占市场才被作为重点，在“结构——行业——业绩”的框架中做实证研究。当经济学家掌握了纳什均衡和更多博弈分析工具之后，古诺的研究便被继续推进了。他们不仅证实了古诺和贝特朗均衡都是纳什均衡，而且在这两个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多种分析技术和理论模型，如“佚名定理”、“连锁店悖论”、R&D竞争模型、示意性行为模型等。目前流行的产业组织学的教科书泰勒尔的《产业组织理论》（1988）一书的全部内容都是建立在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泰勒尔显然是忠于象牙塔和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而且，尽管产业组织理论统一在博弈论分析框架之下，其结构却是松散的，其中每一个模型都有它有限的应用范围，没有哪一个模型是“标准的”。

此外，博弈论还被认为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总之，博弈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正统经济学。

6．1．3博弈论引发经济学革命？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说50年代是一般均衡理论的时代，60年代是增长理论的时代，70年代是信息经济学的时代，那么，80年代则是博弈论彻底改变经济学的时代。诺依曼40年代提出的“大多数经济行为应该按博弈来分析”的观点在80年代名符其实地引发了一场经济学的博弈论革命[170]。然而，对博弈论和主流经济学现状的深入分析表明，尽管一直存在着以博弈论重写经济学的尝试，断言经济学已发生了一场博弈论革命却为时过早。

前文已指出，在纳什定义“纳什均衡”之前，作为数学分支的博弈论，对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甚至合作博弈的各种理论在博弈论中的地位远比非合作博弈重要，但是，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非合作博弈理论不仅发展速度更快，而且各种非合作博弈的模型和方法在经济学领域里的应用也更为广泛，并产生重大影响且正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向和主要方法之一。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纳什、泽尔腾和豪尔绍尼，正是对非合作博弈理论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的肯定；信息经济学家莫里斯和维克瑞于199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更进一步肯定了非合作博弈理论对经济学的影响。这样，尽管在现实中合作博弈的现象和结果并不比非合作博弈少见，但是合作博弈理论的思想与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却远不及非合作博弈理论。

产生上述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迄今的经济学主要是“竞争”的经济学，它强调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着重研究人类行为的竞争性。亚当•斯密以来的正统经济学是以“竞争”为主线的，它从资源稀缺性和自利最大化假设出发，以个人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哲学基础，致力于描述人类行为的竞争性，并建立了庞大的“竞争”的经济学体系。它在较大程度上含有霍布斯所谓的个人永远处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的悲观主义理念。但是，正如自利和利他是人类的双重本性一样，人类行为既有竞争性的一面，也有合作性的一面，人类既有竞争与好斗的倾向，也有合作与同情的愿望，“竞争”与“合作”是共存于人类行为的两个方面。康芒斯在其著名的《制度经济学》中曾指出，稀缺性既引起冲突与竞争，也导致同情与合作。因此，人类经济行为乃至整个经济运行，就如同一枚硬币，一面是竞争，一面是合作，合作与竞争在现实中同样普遍。遗憾的是，正统经济学在着力描述人类行为的竞争性的同时，却对人类行为的合作性一直视而不见甚至倾向于否认合作的可能。非合作博弈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广泛运用和合作博弈理论的明显滞后便是这种倾向的反映。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尽管凸现了合作的效率意义，却似乎又从根本上否定了合作的可能。但是，它与许多非合作博弈模型一样只是一个自利主义者的理性行为模型，并且是建立在博弈双方信息不可传播、知识不可积累、人们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善于学习的假设前提上的，即建立在“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程度不变”的假设之上。而现实正好相反，信息是可传播的，知识是可积累的，人们是善于学习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因而如果把“囚徒困境”模型“往复多次”，那么“囚徒”终究会发现，合作比竞争更为有利，即使一个自利主义者也会不再选择“竞争”，而是选择既有益于自己也有益于对方的“合作”。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合作与竞争都是社会经济和其它方面进步的推动力量，甚至“合作”更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因此，展望经济学的发展趋势，经济学革命性的突破或许会发生于对“合作”的研究，经济学将由以“竞争”为主线转向以“合作”为主线[171]。在这一意义上，如果合作博弈理论能够得到更快发展并在将来的博弈论和经济分析中占据主导地位，或许我们才可以说，博弈论引发了一场经济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