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mathematical formalism），意味着对经济模型的形式结构给予最高的优先权而不考虑其实际内容，只关注论证的严密性和精确性而不关注其现实相关性，只追求分析的简练性和逻辑的连贯性而忽视其实际含义，只使用便于数学处理的特殊假定并考察便于数学处理的论题而无视现实世界的呼吁。一直以来，这[157]种倾向不仅遭到了制度学派等非主流学者的批判，在正统经济学家内部也颇有异议。

自从德布鲁在一套公理体系之上建立起一个精美的经济理论体系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就对那些赖以建立经济理论的公理的经验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那些公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能进行数学的推演而设定，极少考虑其经验的有效性。例如，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从理性偏好的六个常规公理（传递性、完备性、反身性、连续性、非饱和性以及表示边际替代率递减的无差异曲线）发展出一套计算约束极值或最大化和最小化的方法，建立起理论的数学结构，最终得出简洁且数学上可推演的理论框架和推导结果，而理性偏好假设的经验有效性则从未得到很好说明。更一般地，大多数数理经济模型不仅设定一种脱离现实的完全竞争的经济，而且还假定技术水平是恒定的，文化和体制背景也同样不变。结果，制造了一个便于数学处理的理论世界，留给我们的却只是一个个写在黑板上的“模型”。正如英国地质学家海克斯所形象地指出的，“数学像磨盘一样，把撒在它下面的东西磨碎，撒下蒺藜，就不能得到面粉，同样地，写下整页整页的公式，也不能从错误前提中得到真理” [158]。也就是，如果初始假设是错误的，那么，无论在假设和结果之间使用了多少和多复杂的数学，结论也不可能作为正确的而被接受。

我们已多次提到，对于假设不现实的指责，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借助弗里德曼的工具理性主义方法论为自己辩护。那么，那些形式完美结构严谨的数学模型又是如何进行预测和检验的呢？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经济现象的数学表述没有建立在现实假设基础之上，这种数学分析本身就不可能作出与经验相关的预测。事实上，大量的数理经济模型的兴趣也极少放在得出可供经验检验的预测上。里昂惕夫1982年的工作为此提供了部分例证。里昂惕夫对1972-1981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论文进行了分类分析发现，其中超过50%的论文的数学模型没有任何经验资料，只有30%的论文根据各种资料作了不同的经验分析。另外，查看一下流行的数理经济学教科书也会发现，它们大都集中注意力于理论的数学结构，而不是理论的经验相关性，它们的特点都是长篇累牍地先作一番数学模型处理，最后才用一两页作模型的经验说明。“这将读者从一套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说引到精确的但却是无关的理论结论” [159]。

即使勉强作出了“预测”，经济计量检验技术也会带来多方面的问题。首先，经济学家依靠数据资料进行建模和检验时，理论规则往往已经植入了这些数据资料之中，这样，“如果你有足够长的时间去拷打‘数据’，它们就会向你屈服”，从而证明你想证明的任何理论。其次，经济模型的命题的一般形式为“如果怎样，那么怎样”，而“如果怎样”包括初始条件、限界条件、辅助条件的假设条件系列，这样，如果预测遭到反驳，经济学家就有足够的理由使否证不指向理论，而常常声称这是因为违反了“其他情况均皆相等”的条件。因而，经济模型的检验只能是理论适用范围的检验，而不会是理论真伪的检验。最后，经济学家往往还可通过随意解释变量、操纵“时滞”和其它变数，来保护模型并直到模型多少得到证实为止。在众多的数理经济模型中，“外生”参数往往可根据不同的境况给出不同的解释，其结果是不仅无法使经济关系转化为经济学家们所期望的明确定义，量度的可检验性也大大降低，而且还使理论在预言落空时不受伤害。克兰特（Joop Klant）称之为“参数悖论”（parametric paradox），它意味着，“参数”的可变性和不明确性，使得反驳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由于上述问题，貌似“精确”的数理经济模型却带来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效果：你相信它，它就是不可反驳的；你怀疑它，它就将遭到驳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弗瑞希曾指责古典经济学理论是不能操作和实际运用的非科学的乌托邦理论，并认为“只要经济理论仍然在纯定性基础上工作，而不设法测量不同因素的数字的重要性，实际上能得出和辩护任何‘结论’” [160]，但是，经过数学形式主义改造的现代经济学依然如此。

杰文斯和萨缪尔森都曾宣称，经济学的自然特性是数学性，因此需借助数学的理性形式进行经济分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可计算的理性行为和不可计算的非理性行为在现实世界都处处可见，可数学处理的问题和不可模型化的领域同样存在。因而，为着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忽略无法进行数学处理的问题，乃至否定存在这样的问题，便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惯常做法。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空间分析。沃尔特•艾萨德曾抨击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阁楼中进行”，马克•布劳格则把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的忽略看作是“重要的不解之谜”。事实上，空间问题之所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盲点，是由于空间经济问题本身的某些特征使得它从本质上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所掌握的那种建模技术无法处理的领域，即因为无法把空间因素模型化，而不去研究经济的空间方面的问题[161]。显然，数学形式主义通过忽略无法数学处理的问题而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理论世界，它与真实世界极少发生联系。

因此，随着数学形式主义的泛滥，尽管现代经济学分析技巧越来越复杂，这些技巧加在一起形成一种连贯的、可靠的经济科学的可能性却似乎越来越小。有人认为，如果提出有关现实经济的重大问题，答案往往只能是一堆垃圾。在面临经济重大问题时，如在处理金融危机对现实经济的影响的时候，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时候，由于现代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无法使用，经济学家们只能用一些其他东西来替代精美的数学模型，那就是：猜测、判断、经验和意识形态。这样，主流经济学在实践中失败是丝毫不令人奇怪的。20世纪中，主流经济学家们扮演了使人类走向效率和福利的向导的角色，他们或者担任政府要职，或者作为政府顾问频频向政府献计献策。但是，事实上主流经济理论既不能对众多经济现象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未能开出可以明确解决重大经济问题的药方。他们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及前西德和日本经济的巨大动力。无论是在反垄断还是在反经济周期上，他们也只取得过有限而短暂的成功，60年代以来，在对付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加剧等问题上，他们更是处于难有作为的尴尬境地。更为糟糕的是，在计划经济国家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那些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们设计的改革方案（如萨克斯教授的“休克疗法”），不仅没有导致比其他的改革方案（如中国）更好的结果，反而给实行方案的国家带来了绝对福利的下降。然而，面对灾难性的后果，由于主流经济学家们深信他们已将经济学变得更象“科学”，因而他们宁肯相信自己精美的理论模型而不愿相信事实，更愿指责现实而不肯检讨自己的理论。

5．4小结

经济学理性主义在20世纪的重要表现便是数学形式主义的兴起与泛滥。为建立一个牛顿式的经济学体系的美丽梦想所激励，主流经济学一直力图使经济学数学化。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为适应按数学方法使经济学严格形式化的需要，经济学的一系列公理和命题都经历了一场删繁就简的洗礼。然而，经济分析的数学化固然可以带来定义精确、较少歧义的好处，但如果将数学分析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一切地加以运用，则会导致经济学发展的危机及其创新能力的窒息。数学化虽然为经济学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却只是一种以牺牲经济内容来顾全数学理性形式的片面发展，数学化的进展只是对空洞理论的整理起到了一定作用，与现实经济的科学分析并无联系，沉迷于“数学游戏”的智力竞逐的经济学家们事实上已无暇关注现实的世界。这种“过度数学化”的倾向，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在逐渐失去其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特征，如对现存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性，对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揭示，对社会制度的剖析，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直觉性感悟等，标志着经济学在理性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道路上走过了头，丧失了对现实世界的人的关怀与分析。

作为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硕果”和理性主义的“精品”，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体系虽然充满美感却只是牛顿经典科学思想在经济学的移植和应用，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牛顿力学的局限，只形式化地研究了经济系统的均衡和最大化问题，而无法真正研究非线性、非平衡和不可逆演化等经济系统的真实过程和现象。它只是以现代数学理性形式重新演绎一种悠久的经济学传统。正如西蒙所指出的，“在经济学界，赞美牛顿力学并寻找经济学上的物体运动定理，一直是很常见的做法。但对于一门科学来说，这并不是唯一的模型；并且就我们的意图而言，这也确实不是合适的模型。对人类行为，即使理性行为，我们也不能用少许几个不变量加以解释” [162]。J.R.斯坦菲尔德也曾尖锐指出，“正统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已经进入不结果实的形式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它被保护起来以避免实践检验的破坏，而且，虽然人们普遍关注政策和道德标准，而它在这方面已明显地赶不上时代，但却仍然盛行。正统经济学的无所作为以及同现实的强烈矛盾源于基本的认识论。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过程定义为面对稀少进行选择，实际上其整个核心都依赖于对经济的逻辑演绎分析，忽视了对在历史上同生产和消费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制度和行为的分析。强调通过计算得出来的选择很明显是同在制度上偏爱市场交易纠缠在一起的。交易过程能有效地控制个人价值的信念已经导致了市场价格和社会价值的实质差别，而这种差别又导致了失真的政策建议和政策评估” [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