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传统确实富有生命力。在某种意义上，一般均衡理论不过是使一个与亚当•斯密一样久远的经济学传统精确化而已。从表面上看，一般均衡理论最后的归宿是整个市场的均衡，似乎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描述。在一般均衡理论体系中，在形式上，各种商品和要素的价格是彼此相互制约的，因而是同时被决定的。更具体地说，每一种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不仅是其本身价格的函数，而且是整个价格体系的函数：Di=Di(P1,P2,……Pn)，Si=Si(P1,P2 ,……Pn)；不仅是“一切决定于其他一切”，而且是任何一个角落的某种变动，一般都会波及最遥远的另一个角落。但是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充斥着个体主义的声音。前文指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认为：（1）个体行为和个体利益是经济分析的起点和规范化的基础；（2）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经济生活的原动力，也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唯一途径，社会分工中的合作、共谋和集体行动及其意义，是由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人赋予的，社会现象本身就是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总量结果；（3）个人是经济决策的最佳单元，也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温特布劳（1977）指出，一般均衡理论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各类经济主体所独立作出的各种理性抉择，在此基础上说明私有制经济中理性主体之间的依存关系，并阐明价格机制在调节理性主体的选择方面的作用。因此，一般均衡的整个分析过程是以单个消费者和单个厂商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从理解和解释个体理性行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市场的一般（或全体）均衡。由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行为可导出单个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需求函数，由厂商利润最大化行为可导出单个厂商对某种商品的供给函数，将无数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加总即构成某商品的市场需求与供给。这样，竞争性经济最后能够达到一般均衡只是无数单个的经济主体的最大化行为所赐，一般均衡只是理性个体的理性选择与理性行为的“自然”结果。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1984）一书中曾指出，在一般均衡的理论体系中，个别“工业”(industry)是没有地位的。因为这种分析方法是基于生产单位的均衡以及消费单位的均衡，然后由此引到经济的一般均衡。因而，所谓一般均衡系指一个经济内每一个消费单位和每一个生产单位的本身都是处于均衡之中而言的。

从理性个体的理性选择和理性行为出发，一般均衡论经济学家们合乎逻辑地“发现”了理性市场的存在。“瓦尔拉斯的拍卖人”便是这一理性市场典型的理论化身。在瓦尔拉斯看来，市场的运行就如同有一个“拍卖人”站立于所有的经济主体之前，寻找并确定能够使市场供求一致的均衡价格。基本的过程是，“拍卖人”首先报出一组价格，追求最大化的居民和厂商根据该价格申报自己的需求数量和供给数量，“拍卖人”将所有的交易申报进行迭加，如果所有市场供求均一致，他就将该组价格固定下来，居民和厂商就在此组价格上进行交换；如果供求不一致，则居民和厂商可以撤回自己的申报，而不必在错误的价格上进行交换，拍卖者则修正自己的价格，报出另一组价格。“拍卖人”改变价格的具体做法是，当某个市场的需求大于供给时，就提高该市场的价格，反之，则降低其价格，从而保证新的价格比原先的价格更加接近于均衡价格。如果新报出的价格仍然不是均衡价格，则重复上述过程，直到“拍卖人”喊出一个使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这就是瓦尔拉斯体系中达到均衡的“搜索过程”。显然，在这一过程中，理性个体之间、理性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冲突和制约已被简单的数量调整所取代，无知和不确定性是不存在的，经济个体可以完全地、无成本地获得市场价格信息，并可以无成本地按这些价格交换他们意愿的需求和供给，市场变成了一个神秘而全知的理性晶体，可以顺畅地将理性个体的分散决策撮合起来，最终实现使每位理性个体效用最大化的商品交换。在詹姆斯•M•布坎南看来，这“在根本上是不把市场看作交换制度” [144]，它无法真正说明，这样的理性市场是什么以及它怎样运作即怎样获得能够促成经济个体进行商品交换的市场价格。因而，不难理解一种戏剧性的结果：既然可以把市场设想成一个神明的理性晶体，为什么不可以设想一个同样神明的中央计划当局呢？对此，德布鲁不得不承认，“国家干预主义的反对者从那两个定理（即确立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等价的福利经济学两定理）的字里行间解读出市场经济的绝对优势的一种数学说明；而国家干预主义的赞成者也欢迎同样的定理，因为这些定理之假设清晰地显示出理论模型与他们所观察到的经济之间的联系” [145]。此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拍卖人”的道德特性与主流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完全相反的。“拍卖人”每时每刻在买者与卖者中间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自己却没有一点“私心杂念”，没有为自己谋取任何好处，因而是他的“利他主义”精神而不是买者与卖者之间的竞争使得一般均衡体系得以维持和运作。

显然，瓦尔拉斯等人所崇拜的英雄是牛顿和拉普拉斯而不是焦耳和赫姆霍茨，“阿罗-德布鲁经济”是确定而精密的机械世界而不是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在这一世界中，现实经济生活的许多重要特性如规模经济、外部性、不确定性以及“时间之箭”等因素的作用消失了，所存在的只是非常有限的客观因素——数量和价格，数学晶体式的个体被置于一种机械的、由数学方程式确定的经济机制之中。这样，在一般均衡论经济学家们将理性主义传统推向极端的同时，也完全遗失了经济学先驱们所具有的某些人文精神。萨缪尔森也承认，如果按照斯密的原意把“公共利益”定义为包括道德上公正的收入和财产分配，那么，自1776年以来，根本没有一位经济学家证明过“无形之手”所包含的思想。

传统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决定了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和均衡分析作为基本的理念和方法，因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事物（包括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因而，自亚当•斯密以来，均衡理念和均衡分析就一直统治着西方经济学界。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提供了一种简明形象的模型，瓦尔拉斯等人则运用经典力学概念和方法为主流经济学建立起一种规范的分析形式和理论形态。作为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精品”，现代一般均衡模型是现代最发达形式的“消费理论”、“生产理论”和“市场理论”的综合，只不过是用现代数理方法对斯密的“无形之手”所作出的数学形式化的“精确”表述，“在本质上既没有引入新的假说、新的概念，也没有引进新的问题”，它只是使“假定得到了精确的表述，公理用更完美无缺的现代方式加以证明” [146]。事实上，它已成为经济思想发展的严重障碍。

5．2一种逻辑练习

如果说将“一般均衡”视为一个基于乌托邦的理论状态是一种过于苛刻的指责的话[147]，那么将一般均衡分析视为一种纯粹的逻辑练习则毫不为过。作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一般均衡理论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却缺少任何赖以从理论世界过渡到现实世界的桥梁，它只是一个建立在一系列形而上学的从而非科学的公理基础上的“逻辑精品”。

前文指出，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努力，主流经济学家们已经将斯密的信念“精确化”为一个精密的“一般均衡”数学模型，并精炼地定义了所谓的“无形之手定理”：如果满足某些假设，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将会导致一种帕累托最优的竞争均衡结果。然而，一般均衡的确立以及“无形之手定理”的成立需依赖一系列苛刻的条件。一般均衡理论的标准假设已为人们所熟知，它们是（1）静态或不变的经济世界，或者整个经济被视为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主要的特征却保持不变；（2）市场组织集合的不变性，经济系统中组织的数目、地位不变；（3）只存在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没有政府部门；（4）市场产品集合的不变性，产品的数量和类别不变；（5）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之间没有时滞，或者这些过程与其对价格体系的影响之间没有时间间隔；（6）可行的生产集合是凸向原点的，产品或资源都是可分的，投入——产出函数连续可微，规模报酬不变；（7）生产者尽力使总收入和总消耗间的差距即利润最大化；（8）适宜的消费集合是凸向原点的，每个消费者的偏好顺序是确定的，并尽力使效用最大化；（9）生产集合、消费集合和偏好次序是不变的；（10）只有价格这一信息在经济体系的各单位之间传递；（11）市场关系的匿名性；（12）不存在不确定性。显然，符合上述假设的经济世界只存在于理论而非现实之中，而一般均衡论经济学家们正是通过这些假设使得在数学上个体的最佳状态与整体的最佳状态相符合，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和谐一致。因此，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事实/理论的比率是极低的”，它几乎无需现实经济体系的详细知识。企业和市场是有名无实的，理性的个人不过是一台比动物“多几个齿轮”、“多几条弹簧”并按确定程序运转的机器；尽管一般均衡经济学家们狭窄的视野聚焦于价格的决定，市场交易却被简单地视为无阻碍、无摩擦瞬时完成的过程；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企业和家庭则仅仅是一部部计算机器，它们的功能就是将最大化方案投入价格/数量矩阵中去，“生产的制度结构”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总之，瓦尔拉斯、阿罗和德布鲁等人是从远离现实的假设出发，以数学形式主义的分析工具着力分析他们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经济体系。由于假设的非现实性与严格性，一般均衡分析只能被视为一种纯粹的逻辑练习。西蒙指出，一般均衡的证明“虽然在数学上精巧漂亮“，但是，它“是否与现实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而且已经提出了疑问。或许，有人之所以攀登某些智慧的高峰，无非是因为那些高峰的存在——无非是因为攀登高峰能使人感到刺激和振奋” [148]。

然而，即使作为一种纯逻辑练习，一般均衡分析也远不能说是成功的。一般均衡分析努力向人们证实了“一般均衡”在逻辑上是可能存在的，却并未说明它将怎样发生、如何实现，它不涉及任何具体过程的描述，所以它至今无法证明，整个经济体系的最终均衡可以不受为了趋向均衡而采取的具体途径的影响，或者不受一切可能加以选择的途径的影响，从而实际采取的途径必将收敛于均衡。阿罗、德布鲁等人关于一般均衡的所有现代著作，都只限于说明在若干条件下一个一般均衡体系有一种单独解以及均衡一旦达到时的稳定性问题。他们关于一般均衡“存在”的逻辑证明是较为有力的，而关于如何发生均衡的论述则是极不充分和模糊的。总之，在经过了一个世纪对一般均衡理论核心部分的不断改进之后，这一理论仍然不能明确地告诉人们，即使在一般均衡理论家深爱的理论世界的经济中，而不是在现实世界的经济中，多个市场同时均衡是如何发生、怎样实现的。有时，这一逻辑缺口不得不由一个假设的“局外人”之行动来填补，如“瓦尔拉斯的拍卖人”按照某种规则不断地调整价格从而使市场通过“搜索”过程而达到均衡。显然，这是一个脆弱的而拙劣的“思想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