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发现的逻辑》的附言中，波普曾明确表示，其思想的真正关键是可错论（fallibilism）以及批判的方法(critical approach)。它意味着，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猜想和暂时的，都是潜在可证伪的，科学就是通过不断剔除错误而逼近真理的。波普的观点无疑是革命性的，它突破了传统的追求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理性观和科学观，正确强调了真理的相对性、变动性和发展性，符合辩证法所强调的一切发展过程内部都包含否定因素的思想。实际上，恩格斯早在波普之前半个世纪就曾指出，“今天被认为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 [141]。但是，波普过分强调了科学理论发展的相对性和过渡性，从而跟随休谟流入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同时，波普的“批判的理性主义”将理性标准纳入了逻辑主义框架，把证伪视为一个简单的逻辑过程，而没有认识到证伪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和实践过程。这样，将波普的理论套用于科学实践，碰壁便是不可避免的。殊知理论借助于自我修正很容易避免被驳倒，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理论命运的“判决性检验”是不存在的。

1938年以来，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大都鼓吹证伪主义方法论，却极少实践自己的方法论信条。甚至，在弗里德曼那里，证伪主义扭曲为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工具理性主义方法论主张，并被主流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按照这一主张，“预言就是一切，假设无足轻重”，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们放心大胆地运用各种非现实的假设，如最大化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完全信息假设、U形长期平均成本假设等等，建立起一个个貌似科学的理论模型，并求助于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自己的理论辩护。当他们将模型的预测交付经验检验时，如果预测是荒谬的，经济学家往往会归咎于原始前提的改变、统计资料的不适当和检验方法本身，并通过理论组成部分的调整使理论得到拯救、不被驳倒。这样，尽管经济学家一般都很尊重波普，但经济学里却充满了由经验所证实的循环理论。因此，尽管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信条与米塞斯的构想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前者认为只有经验资料才能解决理论的命运，而后者则是直言不讳地宣称，“任何经验都不能迫使我们推倒或改变先验的定理”，但是，二者实际上是很难区别开来的。也就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在证伪主义口号下，凭借“锋利的”理论工具和现代数学技术，将证实的理性主义推向了极致。

确实，任何个别事例都不能否证一个理论体系，但每一个反例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原有理论体系不够完善或错误的地方，都是一次相对证伪或弱证伪。而当反例越来越多，对“保护带”的修改已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理论体系就有可能被强证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结局，西方主流经济学也许正面临着一次致命的强证伪。

第五章一般均衡与数学形式主义

经济学理性主义不仅具体设定了人和世界的理性本质，而且将理性数学化、工具化。对理性的崇拜和迷恋使主流经济学家们形成了如此的价值取舍：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是唯一可取的理论追求。在这一追求的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家终于将斯密的“无形之手”的信念正式转化为一个逻辑上一致的一般竞争均衡模型。本章我们具体剖析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精品”——一般均衡理论，以及与之相联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现代重要表现形式——数学形式主义。

5．1“无形之手”的精确化

亚当•斯密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都相信，经济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独立的理性个体，理性个体的理性行动会自在地演绎出经济世界的各个具体环节和均衡秩序。也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大化行为，在“无形之手”的导引下，不仅会导致各自均衡的实现，还会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均衡。理性个体的行为能在无意中使一种可以理解的秩序井然的社会状态得以产生。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如果能够将正统经济学的这一核心信念以数学工具加以精确地论证和表述，经济学便有望成为像牛顿力学一样的精密科学。因此，正如科斯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作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为创建一个牛顿式的经济学体系的美丽梦想所激励，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们主要是致力于模型化那只“无形之手”，一代又一代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该领域投下了巨大的智力资源。

一般认为，被誉为经济学中的拉普拉斯的瓦尔拉斯是第一个试图以数学形式表述“无形之手”信念的经济学家。1874年，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莱昂•瓦尔拉斯借鉴法国物理学家路易•布安索的《静态学要义》首次以数学形式表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极大化行为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并将导致该经济体系每个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均衡，从而论证了经济社会的“一般均衡”的存在。在模型中，他以四组联立的方程式表达其基本思想，并发现独立的方程式与未知的相对价格在数目上是相等的，于是，好象确实存在着一组相对价格可使一切商品的供求同时相等。用数学公式表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就是：Di(P1,P2,……Pn)-Si(P1,P2,……Pn)=0,i=1,2,……n；或Ei(P1,P2,……Pn)=0，i=1,2,……n。帕累托承继其老师的工作，一方面以抽象的逻辑推理发展了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体系，另一方面以经济现象间的数量分析来代替经济现象的因果分析，建立了以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等概念为基础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把交换的一般均衡推论到生产的一般均衡，并引入了一个均衡的效率检验标准，即所谓“帕累托最优”，从而赋予了斯密关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动会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利益这一思想以精确的含义。

但是，瓦尔拉斯的粗糙的数学证明，以独立方程式的数目等于未知数的数目来推断所有市场同时均衡存在的可能性，不仅不可能得出有经济学意义的解，也不能使数学家们信服。在瓦尔拉斯以及帕累托那里，一般均衡只是理性个体最大化行为的一种逻辑结果。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沃尔德、希克斯、兰格等人带来了一般均衡理论的复兴，才有了按现代精确的数学标准可接受的关于一般均衡存在的较严格的数学证明[142]。美国经济学家E•R•温特劳布（1977）认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有两条截然不同的线索：一条是以沃尔德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另一条是以希克斯和兰格的著作为代表[143]。

亚伯拉罕•沃尔德（A.Wald）在其1936年发表的《论数理经济学中的某些方程体系》一文中，严格遵循了瓦尔拉斯的理论路线，认为所有的理性个体在价格向量的约束下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会转化为需求和供给的市场行为，并决定市场价格体系。这一传统在注重从理性个体的最大化行为理解分散型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式的学者那里传承下来。1954年，肯尼思•阿罗和杰拉德•德布鲁在《竞争性经济中均衡的存在》一文中对沃尔德的一般均衡体系进行了修正。他们以生产集合替代具有局限性的固定技术系数的生产函数，引进偏好结构以取代效用函数，从而用集合论公理方法重新阐述了最大化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利用拓扑学等现代数学工具严格地证明瓦尔拉斯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以及这种竞争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等问题。1959年，德布鲁在《价值理论：经济均衡的公理分析》一文中较全面地总结了一般均衡问题的研究，并试图证明，如果存在足够数量的商品和劳务的未来市场，那么未来世界状况的不确定性对阿罗—德布鲁体系并不产生任何影响。

与上述思路不同，希克斯和兰格等人的源于凯恩斯与“古典学派”政策争论的一般均衡分析，一般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性质的理论，或者是寻找所谓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希克斯1937年在其《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的著名论文中提出了影响广泛的IS-LM分析，解决了整个经济系统的利息率和产出的同时决定问题，“巧妙”地克服了所谓的凯恩斯体系在内在一致性方面的逻辑问题，并同时将过程分析、不确定性、“乐观情绪”以及其它非理性因素掩盖在两条似乎可确定的曲线之下，从而实现了凯恩斯理论的瓦尔拉斯式的延伸，将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凯恩斯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融为一体。在《价值与资本》（1939）中，希克斯进一步试图把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其精心阐发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的微观基础之上。在该书中，他在利用无差异曲线方法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大化行为作出统一解释的基础上，把瓦尔拉斯体系表述为使一切超额需求等于零的相对价格集合，并进而主要探讨一般均衡是否稳定的问题。按照他的分析，如果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增加，使其价格在所有其它价格自我调整之后上涨，那么整个市场体系就是不完全稳定的；而如果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增加，使其价格即使在其他价格的任何子集保持不变时仍然上涨，那么整个体系就是完全稳定的。在《价格的灵活性和就业》（1944）中，兰格同样尝试在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里对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作出合理的解释。之后，萨缪尔森在分析和评论希克斯的研究的基础上以更严格的数学形式进一步讨论了均衡的稳定条件，并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机械地嫁接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之上。

温特劳布(1977)认为，到70年代中期，一般均衡理论处在一种“良好”的状态中。由沃尔德和希克斯在30年代的著作所引出的研究工作已是硕果累累，并导致了对于资源配置的分散机制如何实现有秩序的市场结果有了更好的理解。它表明，斯密、古诺、瓦尔拉斯等人的经济学传统是富有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