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与经济学方法论的关系，经济学方法论家曾召开过两次专门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一次是在希腊召开的“物理学与经济学中的研究纲领”的纳夫普里（Nafplion）学术会议（1974），会议论文由拉斯特整理出版，书名为《经济学的方法和评价》（1976）；另一次是在意大利召开的“拉卡托斯和经济学”的喀普里（Capri）学术会议（1989），会议论文由布劳格和马奇整理出版，书名为《评价经济理论：在研究纲领方法论中的研究》（1991）。按照经济学方法论家们的看法，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之所以对经济学家有很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为“精致的证伪主义”减轻了波普朴素的证伪主义的苛刻的要求。如拉卡托斯认为单一的反驳在理论的检验中不能扮演关键的角色，科学家忽视“反常“的态度并不是非理性的，等等。汉兹认为，“拉卡托斯区别于波普的地方正是他有可能赢得经济学家们支持的地方，因为这正是证伪主义和实际的经济学实践之间存在本质紧张的地带”。这一地带包括：不可证伪的存在性；形而上学的硬核；对证实而不是证伪的偏好；赋予理论进步（而不是经验进步）的重要性[133]。也就是说，拉卡托斯之所以吸引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是因为它比波普的证伪主义“更温和”，更能被用来卫护主流经济学家们现存的实践活动。

顺着类似的思路，德•马奇等人也认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抓住了对主流经济学家们具有吸引力的许多特征：经济学是理性的，其理性由进步来定义；经济学是研究纲领而不是单一的理论应当受到评价。他们指出，“拉卡托斯获得了经济学家们一定的注意，恰恰是因为他提供了一个取代弗里德曼的非现实主义假设方法论的不那么怪诞的理论，使经济学家在面对具有证伪性威胁的事实时，能够坚信他们自己的信念” [134]。也就是，与弗里德曼的“怪诞理论”相比，拉卡托斯的理论更容易使主流经济学赢得“科学”的地位，并使主流经济学家坚信他们事业的科学性。

总之，拉卡托斯的“精致的证伪主义”能够较好地为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实践辩护，能够为主流经济学理论起到高度的保护作用而无视“反常”的海洋。正如哈奇森所指出的，“如果我们用批判的眼光考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史，我们很难发现，当面临着第一次‘朴素’的和‘判决性’的结果时，一个谨慎的经济学家会退却或放弃他那‘初露头角的研究纲领’。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借助于各种各样的约定主义策略，理论被固执己见保持着数十年，甚至半个世纪，尽管存在着不利于它们的证据” [135]。

4．3证伪主义与经济学的实践

马克•布劳格在其1980年出版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曾宣称：证伪主义在现代经济学的战斗中已经获胜。然而，对现代经济学实践的严格考察表明，布劳格的论断过于乐观和武断了。

4．3．1经济学是否存在证伪主义实践

在马克•布劳格看来，证伪主义的精髓在于：大胆而有区别的预言；反驳预言的认真努力；以及根据假说的可能原因进行严格的反证。类似地，马奇等人在概括波普证伪主义的意义时也指出：证伪主义要求在经验的可检验性上构造理论；证伪主义不仅追求可检验的理论，而且还制定了如何追求这种可检验性的方法论规则，使你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来通过事实—理论之网的密雾；波普证伪主义提倡理性的批判，否定我们能够获得确定性的知识[136]。如果按照对证伪主义的这种理解来审视现代经济学，那么，现代经济学是否真正实践了此种证伪主义呢？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许多经济学家并未完全奉行他们所理解和鼓吹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原则，不管它们离波普与拉卡托斯有多遥远。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方法论之争的焦点虽然集中在假设的现实性和可检验性上，但他们并没有在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坚持他们自己的方法论原则。萨缪尔森被认为在其国际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律论述中就持有他所批判的弗里德曼的F-扭曲观点，即他也从公认的违背事实的理论假定中推论出明显重要的关于现实世界的结论。而弗里德曼则被认为在攻击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时，并没有根据这一理论的预测纪录，而是根据理论的一致性、简单性和中肯性等方面进行的，即以该理论的种种假定而不是它的预测为依据[137]。所以，主流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之间的争论往往并不存在利害攸关的重大方法论争端，他们在争论时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实践时并不完全遵从自己的主张。

更为明显的是，主流经济学家们虽然常常鼓吹证伪主义，实践上却采用了传统的证实性防卫型方法论而不是波普的证伪原则。汉兹指出，“大胆猜测和严峻检验的方法——证伪主义的方法，经常被经济学家宣扬，然而，在他们的实际研究中却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138]。康特伯里(Canterbury)和伯卡哈德(Burkhardt)在1983年曾研究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1973——1974年间的542篇经验检验方面的研究文章，结果发现仅有3篇文章试图证伪受检验的假说，其余的都是想证实假说。这一事实表明，现代的主流经济学家依然偏好证实主义方法论原则，而不愿意使自己的理论经受严峻的证伪检验并随时放弃它。仍以弗里德曼为例。在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激烈争论中，产生了一个货币与国民收入间的动态关系是否像货币主义理论所断言的那样牢固的问题。对此，弗里德曼既没有忽视新的统计研究资料，更没有放弃自己的理论。他在解释国民收入和货币量动态不相吻合的原因时认为，这是因为在货币量的变化和国民收入的变化之间存在很长的和不可预测的“时滞”。这样，货币主义关于货币供给是经济稳定的根源的中心论点便得到了“拯救”而未被驳倒。针对弗里德曼总是试图证实自己的理论的倾向，有人曾讥讽到，要想从弗里德曼的话中找到破绽简直比“用钉子将果冻钉在墙上”还难。在这一方面，另一个老生常谈的事例是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检验尝试。依照赫-俄模型，导致对外贸易的原因是各国的生产要素的丰饶程度的差异。资本雄厚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并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而劳动力资源充裕的国家则相反，输出劳动密集型商品并输入资本密集型商品。50年代，W•列昂惕夫以美国的经验检验了这一模型的结论。列昂惕夫的检验结果表明，与所预期的相反，资本雄厚的美国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从而否定了赫-俄模型的结论。这样，赫-俄模型似乎应被放弃并代之以另外的模型。但列昂惕夫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提出了一个维护这一模型的方法。列昂惕夫注意到，美国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大约为美国贸易伙伴的三倍，因而美国劳动力的丰饶程度高于资本。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出，赫-俄模型便可得到维护，尽管对它的经验检验的结果是否定的。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大量文献和以显示性偏好公理为基础的现代消费者行为理论等理论领域，我们也可以频繁地发现类似的态度。在理论受到经验反驳时，经济学家们总是可以通过调整理论的组成部分而使任一理论观点不被驳倒。他们不是试图反驳可以检验的预测，而是经常满足于证明现实世界符合他们的预测。

然而，情况似乎并非总是如此。马克•布劳格曾论证说：“你曾经见到过经济学家由于经验的反驳而摒弃一种经济理论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我们还经常发现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说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系，这种理论在本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几乎为人们全盘接受，而60年代后期则被整个儿抛弃。我们还可以回想一下,紧接着弗里德曼于1967年提出了通货膨胀的预期放大观点，但当通货膨胀的估算模型加上适应性预期机制无法得出价格预期变量等于1的系数时，人们马上对自然失业率概念产生了怀疑。这些以经验为背景的怀疑，为理性预期革命铺开了道路，------最近，在检验包含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模型时经验记录的贫乏，也引起了甚至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积极的支持者的反思” [139]。但是，与布劳格的论证相反，菲利普斯曲线并没有“死亡”，它依然生存于主流经济学体系之内，所改变的只是它的形状与斜率。同样，“经验记录的贫乏”也未能令弗里德曼的理论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死亡”。诚然，经济学史上确实存在某个理论观点被抛弃的现象，但主流经济学总体上却保持了惊人的稳定。当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被经验证伪时，他们通常是修正理论的某个组成部分或调整其使用范围，而不是将其作为谬误摒弃。正如库普曼所指出的，弗里德曼、马克卢普和萨缪尔森等人都令人印象深刻地以各自的方式采用了防卫性方法论，其主要目的便是使经济学一方面免受关于种种不现实的假设的苛刻批评，另一方面抵制对预言进行检验的刺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