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的假设无关性论点被萨缪尔森尖刻地批评为“F-扭曲”(F-twist)，并被其视为“科学的畸形的堕落”。但是，萨缪尔森只是强调了理论假设的现实性，并由此走向了描述主义，对于是否可以因为一项理论的假设并不现实而就应加以抛弃的问题，他并未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和弗里德曼一样没有区分不同类型假设的逻辑地位。阿奇博尔德指出，经济学中的假设至少可以分为五类：（1）关于经济主体的行为动机的假设；（2）关于经济主体的公开行为的假设；（3）关于某些函数关系的存在和稳定性的假设；（4）关于所考虑的变量的范围的限制条件的假设；（5）关于理论运用的边界条件的假设[127]。这些假设的现实性是各不相同的，因而不可能像弗里德曼所断言的那样都是虚假的。此后，J•梅利茨(J.Melitzer，1965)和马克卢普（1955）等人对假设的分类及其现实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马克卢普提出了不能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进行独立检验的论点以维护弗里德曼的观点。
在晚近，U•梅基在《假设问题的重新定向》一文中较为全面地讨论经济学的“假设问题”，分析了假设的类型和功能。他认为，假设可区分为核心假设（core assumptions）与外围假设（peripheral assumptions），二者具有不同的现实性和功能。核心假设是对所研究现象的本质的抽象，对理论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外围假设则一般都是虚假的，用来抵消对所研究现象不关键、不本质的因素的影响。在他看来，最大化假设应被视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假设，它对大多数流行的经济学理论都很关键，并且，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相信，努力追求最大化的收益是影响人们行为最重要的动机力量，最大化构成经济行为的本质。而诸如封闭经济、资源的即时的无代价可转换性、商品和要素的完全可分性、同质资本、资源的充分利用、爱好和技术恒常不变以及一般地其余情况不变等等假设都是虚假的外围假设。进一步地，他援引A•马斯格雷夫(Alan Musgrave,1981)的理论把外围假设区分为三类：“可忽略性假设”、“领域假设”、“启发式假设”。可忽略性假设是为了说明某个因素的无关紧要性的作用。封闭经济的假设就是此类。它是虚假的，但是对它的再阐释表明：在某些现象中，对外贸易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也是真实的。领域假设，用于详细说明理论的适用范围，是关于适用性的陈述。启发式假设，是随着理论的发展现实性增加的保证，它常被作为一系列理论或模型的初始步骤而使用：初始由完全虚假的宽松假设所执行，而后由真实的、更接近实际的假设所取代。封闭经济就起到了为开放经济做准备的启发式假设的作用。梅基还指出，任何理论都包含非现实的假设，非现实的外围假设有助于从现象的次要原因中分离出主要原因，从次相关因素中分离出根本的关系，从而通过消除实际的干扰和混乱来帮助发现事物的本质。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假设和理论包括了哪些所谓相关的、本质的东西而排除了哪些所谓不相关的、非本质的东西，非现实的假设只是为了增进形式上的易处理性还是理论推理的合理要求。例如，理论是建基于零交易费用还是正交易费用，是强调均衡状态还是变化过程，等等。而正如科斯（1988）所指出的，大于零的交易费用的排除不仅是建立在它们不存在这一虚假假设基础上的，而且从现实的经济画面中消除了一个基本因素：制度或组织结构，从而导致了远离真实世界的“黑板经济学” 。
在简单地“摆脱”了假设的现实性问题的困扰之后，弗里德曼便求助于理论的预测能力来评价理论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但是，问题是，简单的预测成功并不意味着理论总是靠得住，即使有显著的预测能力的理论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一个古典的例子是，在16世纪，尽管托勒密的地心说有着预测方面的优势，哥白尼日心说却更接近于揭示行星系统的基本结构。因此，我们不能将对理论的评估仅仅奠定在对预测能力的考虑之上。精确的预测并非判断理论有效性的唯一恰当的标准，如果将预测能力作为理论唯一恰当的检验手段，我们将无法辨别真实的和虚假的关系。在A•科丁顿看来，弗里德曼的论点显然得自于倍受批评的“解释的覆盖律模型” [128]。按照这一模型，解释与预测具有完全一致的逻辑结构，它们都是从至少一条普遍规律以及一组初始条件出发，推演出被解释对象或未知事件的说明。区别只在于预测是从原因到结果，解释是从结果到原因，即解释仅仅是倒述的预测。因此，预测的准确性完全等同于解释的精确性[129]。显然，虽然预测准确性与解释能力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是简单的等同。科丁顿认为，虽然预测的准确性对于解释能力可能是一种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其充分条件。一个解释需要某种形式的因果关系的表述，而一个预测只要求一种相互关系；一个预测只表示某种事件将会发生，而一个解释则涉及这一事件怎样成其为这样。因此，以预测能力作为压倒一切的理论评价标准，将极容易导致对真理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的许可。
显然，对经济理论预测能力的坚定信念还是基于对人的行为理性的确认。然而，历史所证明的却完全相反。20世纪并不是社会领域理性占支配地位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一次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等等，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很难用人的理性行为的字眼来解释的。十分清楚，如果人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那么，其行为的经济后果也是很难预测的。为了预测或解释，弗里德曼引进了基于阿尔奇安论点的“好象”原理。他论证说，竞争代表着一个“达尔文式”的过程，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同所有消费者都追求效用最大化和所有厂商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结果完全一样，因而可以工具性地认为人们的行为“好象”正在使效用或利润最大化。而且，由于长期不断地接受和使用该假说，同时又没有任何可以被广泛接受的紧凑连贯的、自我一致的另一项假说，最大化假说的价值便得到了有力的间接证明。然而，与弗里德曼的诡辩相反，一项假说历久不衰和缺乏被普遍接受的竞争对手的情况，并不能提供“证明该假说的价值的间接有力证据”，任何曾被人们坚持过的荒谬学说都是靠此类理由得到维护的。
弗里德曼工具主义方法论的最后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关于理论与事实之间的两分法是否能够被坚持，或者任何被称为“事实”的东西最终能否游离或独立于理论或理论结构而被理解和解释，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因而，弗里德曼的用“事实”来检验预测和理论的标准是可疑的。G.M.霍奇逊在《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指出，如果认为理论最重要的检验标准是它获得“正确预测”的能力，那么必须假定，“观察”和“经验”独立于观察者的理论或概念框架，用来检验理论的某些观察必须被当作客观的，并且不受任何其它理论的规范和影响。如果任何观察事实都受理论的束缚，那么“事实”就无法作为检验理论有效性的标准。事实上，弗里德曼也承认，“理论是我们认识‘事实’的途径，没有理论我们就不能认识‘事实’” [130]。这样一来，理论的“预测”结果就必须由任何其它理论、假说或概念框架来作出客观的、独立的评价。否则，弗里德曼的论点只能是一种循环论证：理论由预测来证实，预测依赖于理论或别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反过来又由预测来证实。应该说，结合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实证检验的实践来看，霍奇逊的批评还是较为中肯的[131]。
然而，尽管存在诸多矛盾和争议，弗里德曼的论点却颇富“韧性”。1953年以来，弗里德曼论文的中心思想已被正统经济学界广泛接受，甚至那些批评者（如萨缪尔森）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着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信条。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都相信，直接证实经济理论的前提或假定既无必要又会使人误入歧途，经济理论应根据它们所解释现象的含义加以判断，经济学仅仅是一只“工具箱”，以经验为依据的检验只能说明某些模型是否在给定的场合适用，而不能说明它们是真是假。这种实用主义的工具论方法论主张，对流行的经济理论起到了高度的保护作用。任何经济模型不管是否脱离现实，只要建立起严格的公式，具有漂亮的结构，同现实世界的情况具有潜在的一致性就可以得到确认。
4．2．3弗里德曼之后
尽管弗里德曼的论点在1953年之后被反复重复、广泛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争议就此消失。且不说主流经济学阵营之外始终存在着的批判，即使在主流经济学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在严格的证伪主义框架内改写弗里德曼的工具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努力。其中，一种主要的努力是试图以拉卡托斯的“精致的证伪主义”替代波普的“朴素的证伪主义”。
1963年，理查德•利普西在其颇为流行的《实证经济学导论》（第一版）的论述科学方法的第一章中，公开申明赞成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支持波普关于科学理论能够被单独一项“裁决性”检验所驳倒的“朴素的证伪主义”的观点。然而，在利普西那里，“朴素的证伪主义”很快让位于“精致的证伪主义”。在该书的第二版（1966）中，他便转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主张统计检验的观点，认为驳斥或证实都不会是最终的，科学只能够做到根据数量有限的不完全知识，发现互相抗衡的假说之间的预测的概率对比，而无法通过一个“裁决性”检验判定假说的真伪。他明确宣布，“我放弃了波普的关于驳斥的观点，转向关于检验的统计学观点，即承认驳斥或确认都不会是最终的，并认为我们能够希望做的只是根据数量有限的不完全知识，发现两种互相抗衡的假说之间的概率对比是什么” [132]。显然，认为无论是对一个理论的证实还是证伪都永远不可能是最后完成的，等于公开申明了对拉卡托斯的证伪主义的支持。利普西的观点实际上也是以他和阿奇博尔德为中心的当时在伦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的一群经济学家的特征，他们的目的是对经济学理论进行量化和检验。此后，拉特西斯(S.J.Latsis)、罗森伯格等人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