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的铡刀”反映了那个时代对“技术理性”的单一追求和对“价值理性”的忽视，只重视“科学的逻辑”而忽视了科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文背景。事实上，“事实”与“估价”的相互影响，“是”与“应该”的相互渗透，才是科学的正常形态和发展动力。事情决不象罗宾斯所说的那样：“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法则之间有一条明确无误的逻辑鸿沟，任何聪明才智都无法掩盖它，任何空间或时间上的并列也无法跨越它” [102]。
3．3．3质疑“价值中立”
在经济学实证主义的旗帜上鲜明地写着“价值中立”四个大字。在他们看来，欲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摆脱价值判断等主观因素，价值中立是使经济学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然而，追求价值中立，驱逐价值判断，不仅没有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而且还将从根本上否定经济学存在的合法性。经济学欲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而存在，价值判断是必不可少的。
罗宾逊夫人认为，“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标准，对经济问题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往往同提出的问题甚至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 [103]，现有的西方经济学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特殊的辩护性学说。同样地，冈纳•米尔达尔也认为经济学不可能摆脱价值判断。在他看来，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完全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试图如此只不过是自欺欺人。因为完全脱离人们的希望和意愿，不可能检验经济假说的真伪。正如手段和目的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样，在实证经济分析和规范经济分析之间也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经济学中，价值判断是无所不在和无可避免的。类似地，许多经济学家如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 L.Heilbroner,1973）等也反复强调过经济学中价值判断的普遍性存在。然而，承认价值判断在经济学中的存在以及经济学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固然正确，但如果只是简单地宣称价值判断无所不在而不确切地分析它们如何和在哪一范围里成为经济学推理的一部分，却也是极其危险的。如此一来，我们可能会陷入主观主义，被迫承认所谓的经济学理论只不过都是个人的主观见解而已。
为了增强经济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米尔达尔主张在经济分析的一开始即宣布价值判断的存在，将价值判断作为经济分析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我们在理论分析中争取‘客观性’的唯一途径是把种种估价充分地展示，使他们能够被认识、确定和显明，并允许它们决定理论的研究------如果充满估价的概念以明确表达的价值前提得到清楚定义，它们本身就是没有什么错误的” [104]。与之类似，库普曼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进行了分析，也阐明了价值判断在经济分析中的前提性地位。在他看来，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从某一坐标判断出发，都表现在建立在某一种价值判断之上的形式逻辑推理体系。因此，从结构上看，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均呈现为“价值判断+形式逻辑推理体系”的形态。其中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以出发的价值判断，反映着提出此理论体系的主体从某一角度出发对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的一种理解，一种评价；任何经济学理论，均不能不包含其提出主体对于经济现象的理解和评价。应当说，库普曼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的这种见解，是较为符合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实际情况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种，也只能呈现为“价值判据+逻辑推理体系”的结构。事实上，每个经济学流派均或多或少地带有特定“主义”的价值判断[105]。
梢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就已经有着一个价值判断的前提假定，即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合理的，无懈可击的，因而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对这一制度下的财富生产和资源配置进行实证研究，揭示经济运行的永恒法则，解释现实，预断未来。也就是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实证”经济学体系隐藏着一个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而无需论证的价值判断。同时，他们对这一理论体系普适性的信奉也是建立在对西方文化盲目的优越感之上的。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是一般的、世界性的，其他文化则是特殊性的、民族性。这显然带有为世界上部分人群的行为辩护的强烈色彩，也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效用不可比较相矛盾的。这表明，所谓的价值中立，是以“永恒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优越的西方文明的价值取向”为前提的。
因此，从总体来说，尽管经过了不懈的“实证化”、“科学化”的努力，主流经济学却仍然无法根本摆脱价值判断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学家们只是一群“说教者”而已。但是，如果以此否定经济学实证分析的科学意义，否定经济学存在任何“不偏不倚”的实证性命题，显然也是有失公允和不足取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实证分析及实证性知识应否或能否驱逐规范分析及价值性知识和规则性知识而成为经济学的全部。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本质的特征是实践，是不仅如“科学”那样解释世界，而且如“人”那样改造世界，使之变的更好。与之相应，经济学不仅要提供解释世界的“是”的知识，还要通过规范性分析建立价值性知识和规则性知识以提供人类的经济实践和经济学实践的评价尺度。因此，经济学决不是如希克斯所说的那样，“经济学理论之所以吸引人们，是因为它们在智力上的吸引力，经济学理论是一场好的游戏，我们不应为此而感到害羞，因为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众多的纯数学分支中” [106]。相反，经济学“由于它的题材，它是与政策、政治和意识形态密切联系的。这是双向的关系。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言，经济学是出于对现实世界的关心和对意识形态的热忱与挑战而获得活力和启发，否则它就会是干巴巴的无效果的研究” [107]。作为“经邦济世”的经济学，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是永远不可能卸脱其价值负担的。
艾伦•布坎南曾含蓄地指出，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明确分工”是站不住脚的[108]。追求“无伦理”（nonethical）的纯粹的实证经济学也是与人类经济生活的属性相矛盾的。德国经济伦理学家科斯洛夫斯基指出：“事实上经济不是‘脱离道德的’，经济不仅仅受经济规律的支配，而且也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的志愿和选择里总有一个由期望、标准、观点以及道德想象所组成的合唱在起作用”。因此，经济学“不讲道德”就等于否定了人类经济生活本身的道德性进而否定了经济学存在的合法性，而“讲道德”理应是经济学的题中之义[109]。
3．4小结
自古希腊以来，追求知识确定性的理性主义传统一直在西方知识界占据统治地位。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更使人们坚信，凭藉人类理性，借助数学逻辑工具，从可靠的经验事实出发并经经验事实的检验证实，人类可以获取有关自然、社会和人类所有事务的精确知识，建立起“真的经验命题”的科学知识体系。受这种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19世纪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坚信，经济学欲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摆脱某些所谓的“非科学成分”，尽可能地驱逐诸如价值判断之类的不确定因素，坚持实证分析，努力把经济学建设成为纯粹的实证经济学；必须放弃只能提供或然性知识的归纳推理，运用逻辑严密、能够提供必然性知识的演绎推理，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去发现“不可抗拒的真理”。这样，由于理论的基本假设与经验事实相符合，经济学思维的逻辑与现实世界的逻辑相吻合，从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各种命题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正确描述，一切经济学命题都是现实经济世界的一部分，即经过证实或能够证实的“真的经验命题”。
显然，这是一种机械的或技术的理性主义。按照它对科学的解释和要求，“科学就被看成为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作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 [110]。结果，经济学虽然逻辑结构日趋精致，却与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真正科学越来越远。
第四章“批判的理性主义”
一般认为，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来自于西方科学哲学中的“证伪主义”，“证伪主义”是19世纪和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新旧观点的分水岭”[111]。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们虽然大都鼓吹证伪主义方法论，却未真正实践自己的方法论信条。他们在“证伪主义”的伪装下将“证实的理性主义”推向了极致。
4．1证伪主义：从波普到拉卡托斯
波普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证伪主义科学哲学，经拉卡托斯的“修缮”之后，不仅对西方哲学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方式。
4．1．1波普的证伪主义
在1934年以德文发表的《研究的逻辑》（1959年出版的英译本改名为《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波普(Karl.R.Popper)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科学本性的理解，首次提出了证伪主义的基本思想。波普指出，自培根、笛卡儿以来，科学知识的确实性、可靠性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但这种确实性的理想不过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因为要使一个理论命题被经验证据所证实，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科学决不是被经验证实的永恒真理。相反，一切科学理论都不过是某种猜想或假说，都潜藏着错误，迟早会被经验所证伪。因而，科学的本性在于“可证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