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休谟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休谟的思想出现在一个相信确定性的时代，休谟的错误是寻求确定性知识必犯的错误。在休谟看来，从归纳法获得的科学知识应是确定无误的必然知识，但由于归纳知识不能从逻辑上找到这种确定性的可靠保证，因而就怀疑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其实，归纳知识并非必然性知识，而只是不确定的或然性知识，是概率性知识，具有建议我们选择假定的功能，归纳推理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可靠性。这样，科学知识是否可错就与归纳问题密切相关。坚持科学知识无错，是普遍的必然知识，那么归纳问题无解；抛弃科学知识无错论，认为科学知识可错，是一种概率知识或假设，归纳问题就不复存在。事实上，归纳方法对于人类来说也具有实践的必然性，特别是在面对现代世界不断增长的复杂性时，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类有理由从经验的重复和学习中建立起对世界的近似认知。

显然，崇拜演绎法的演绎主义和崇拜归纳法的归纳主义都是不足取的。演演绎主义的优越感来自于演绎过程中的逻辑严密性，而演绎主义难于自圆其说的困难则是作为演绎出发点的公理的来源问题及其真理性问题。将公理的来源解释为先验的直觉比归纳主义的解释显然更为肤浅。归纳主义的优越感则来自于归纳知识来源的经验基础，而其不可克服的缺陷是归纳推理的有限性、不可穷尽性。因此，作为客观现实中个别和一般的辨证关系在思维方法上的反映，作为认识过程中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得以实现的两座紧密相连的螺旋式回环前进的桥梁，演绎法与归纳法应该也可以统一起来，但这种统一不是在传统理性主义的基础上，而应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辨证的统一。

3．2．3经济学中的归纳

在经济学中，主流经济学的演绎主义一直遭到了许多非主流甚至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来自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主义”责难。关于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方法，熊彼特曾给予比较恰当的描述与评价。在他看来，“历史学派的方法论的基本的和独特的信条是：科学的经济学的方法应该主要地——原来说是完全地——在于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以及根据历史专题研究所做的概括。就经济学专业的科学部分而论，经济学家所应掌握的首先是历史技能。依靠这种技能——他所需要的一切学科装备均在于此——他应扎入经济史的海洋，去调查研究各时各地的种种具体类型或过程的活生生的细节，并学会如何运用这些资料。社会科学中所可以获得的一般知识，只有从这样的工作中才能慢慢地产生出来” [86]。但是，由于错误地认为“只消整理一下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无需借助人们在专题研究之外还花费的思维活动，就可以把历史专题研究成果与‘普通经济学’熔焊在一起” [87]，结果在德奥方法论大战中历史学派只能以退让（或者说是投降）而告终。

在李斯特那里，尽管他批评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认为它不恰当地忽视了各国不同的历史情况，但他并没有放弃使用演绎方法，《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本身就是一本逻辑十分严谨的著作；罗雪尔方始突出强调历史归纳法，认为“各个国家发展中的类似性可以归结为一种历史发展规律”，并将演绎法降低为考察多个共同作用的经济因素中某一因素的作用时可以采用的方法；罗雪尔之后的布尔德布兰德则更进一步认为：无需寻求规律，只罗列史实就可说明一切；克尼斯则从根本上否认规律的存在。但是，随着方法论之争的深入，历史学派已难以否认演绎方法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施穆勒便声称他不一般地反对演绎法，只是将其作为归纳法的补充；到桑巴特，他被迫声称“‘历史的’与‘抽象的’国民经济学间的对抗，已经丧失了一切意义和一切重要性”，“‘理论’与‘经验’的关系，和同一物的形态和内容一样” [88]。至此，在历史学派中演绎法又基本回复到与归纳法同等重要的地位。

显然，站在归纳主义立场上批判演绎方法注定是无效的，历史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演绎主义的批判也基本是“不得要领”的。事实上，尽管主流经济学家们崇尚演绎，力戒归纳，但他们却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运用归纳。在主流经济学那里，过去与未来是没有分别的，其庞大的演绎体系是建立在“自然秩序”将永恒不变地延续下去、过去与未来存在一致性的假设之上的。它相信，相似的原因，在相似的条件下，将永远产生相似的结果。这与休谟所批判的作为归纳法的基础的因果律和自然齐一律如出一辙。同样，主流经济学的演绎过程也充满了“归纳”。主流经济学将历史和现实中复杂多样的个体抽象为同一的原子式的“经济人”，进而幻化为数学方程式中的一个个“数据”，并用“统计规律”来抹杀数据的“个性”，加总“归纳”出社会群体的一般行为和整个经济运行秩序，“归纳”出经济学的一系列原理。然而，正像归纳推理无法跨越有限到无限的天堑一样，主流经济学的演绎也无法跨越从个体到整体的“不可能性之桥”。如果说历史学派的归纳是没有理论的历史归纳，那么，主流经济学的演绎则是没有历史的“数据归纳”。

尽管历史学派对主流学派的演绎主义的批判是失败的，但将其斥为经济学发展史上的“荒漠”也是有失公允的。不仅历史学派鲜明的历史感一直在昭示着经济学的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89]，而且批判与反批判本身也能促使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在经济学领域，理论与历史、演绎与归纳、抽象和模型的建造与统计资料的收集，不仅不是相互排斥的，还是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在经济学的实践中，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也为此而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在马歇尔看来，“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科学的思想所必须采用的方法，正如左右两足是走路所不可缺少的一样”，可以而且应当把两者恰当地结合起来。“归纳法借助于分析和演绎，汇集有关各类材料，整理他们，并从中推出一般原理或规律。然后演绎法一时又起着主要作用，它把这些原理彼此联系起来，从中暂时求出新的更广泛的原理和规律，然后再叫归纳法主要分担搜集、选择和整理这些材料工作，以便检验和‘证实’这个新规律” [90]。也就是说，归纳法的作用在于提供演绎的前提和证实演绎的结论，演绎法则在归纳的基础上推断出“解释过去”和“预断未来”的一般原理。

与马歇尔一样，约翰•内维尔•凯恩斯也试图调和归纳法与演绎法之争。但是，虽然凯恩斯由于亚当•斯密采用将抽象演绎推理和历史归纳推理相结合的方式而称赞他是理想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却显露出一种掩盖得很巧妙的企图，想要替经济学的抽象演绎主义辩护。例如，他指出：“通过纯粹的归纳推理方法，构架任何价值、利息、工资、地租等一般理论是不可能的。必须求助于这样一种方法，其中从人类本性原则出发的演绎占据中心位置，虽然它不是居于惟一的重要位置” [91]。尽管如此，他还是富有开拓性地阐述了归纳在演绎法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完整演绎法所包含的三个步骤，只有第二个是真正的演绎，其余的两个，即前提的决定和结论的检验，都须借助于归纳法。因此，演绎方法“可以更精确地描述为一种主要为演绎、但仍由归纳所辅助和控制的方法” [92]。

在现代，以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家们力图归纳和演绎两者并重，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关假定出发，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重新认识和解释历史，并从描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探寻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从而构建了既有别于正统经济学，又有别于传统经济史学的新的理论框架。诺斯于1968年10月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1600——1850年海洋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该文经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多方面的统计分析发现，尽管在该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在此基础上，诺斯一般性地指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从而“发现”了被传统经济增长模型所遗漏的制度因素。该文不仅成为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也使诺斯由此开始通过理论抽象与历史归纳的结合对制度变迁这一课题展开了全面的研究。

但是，总的来说，由于理性主义经济社会观和思维方式的束缚，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结合大多是机械的。只有在马克思那里才为我们展示了一种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演绎与归纳相统一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中肯地指出，马克思把历史事变、阶级斗争和制度纳入经济分析领域，这种综合使经济理论幽灵一样的概念开始呼吸，无生息的定理成为活动、奔驰和呐喊，它却未必失去它的逻辑性，但不再仅仅是关于一个抽象体系的逻辑性质的命题，它是描述社会生活的激烈动乱的画笔。

3．3实证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梦想

让经济学成为像物理学一样的一门严格的实证科学，是西方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们的梦想。为此，西尼尔以降，西方主流经济学大都严格坚持“实证——规范”二分法，并努力将价值判断等“非科学成份”逐出经济学领域，以建立“纯净客观”的确定性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3.3.1“实证——规范”二分法

“实证——规范”二分法在西方经济学中最早可追溯到西尼尔和约翰•穆勒。虽然在此之前，萨伊曾将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相比拟，认为政治经济学与化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一样，是实验科学的一部分，并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区分将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等逐出经济学领域，但他并未有意识地作出实证与规范的区分。在西尼尔和约翰•穆勒那里，他们首次有意识地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与“艺术”的区分形式表达了现今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分野。他们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是指一系列现实经济的真理命题，所谓“艺术”则是一组规范性的经济准则。他们认为，随着从“科学”到“艺术”的转移，超科学的伦理成分会逐渐增多，这种伦理成分与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借用来的非经济学原理一起都是提出有意义的政策建议必不可少的。所以，经济学家不能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提出任何政策建议，西尼尔甚至认为经济学家根本就不应该提出任何政策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