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历史归纳法在斯密的《国富论》中是与抽象演绎法并列的研究方法，但是，斯密经济学体系所蕴涵的自利主义假设无疑是演绎体系的绝好的基础。因此，到了李嘉图，为把经济学建成象牛顿物理学一样更加“精确”的科学，经济学就只剩下了演绎方法。贯穿抽象演绎法于其整个经济学研究，李嘉图对许多概念和范畴如价值、工资、利润和地租都进行了重新界定和改造，特别是对价值范畴进行了深入研究，确立了其在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然后通过概念范畴来演绎经济学体系，使得经济学取得了较大的理论上的进步。但是，由于传统理性主义的局限，李嘉图的抽象分析带有很强的机械决定论的特征。其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过程是简单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是跳跃性的。也就是，李嘉图的抽象不是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抽象，再由抽象过渡到思维中的具体，而是从纯粹假定的思维原则出发来演绎客观存在的具体，将高度抽象的理性模型直接运用于复杂的现实世界。这样，在亚当•斯密著作中曾居突出地位的关于历史、制度和事实的论述在李嘉图那里已不再重要，他不仅抽象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联系的外部或偶然的因素，而且也抽象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联系的本质的具体内容，从而将抽象性和历史性对立起来，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一切经济形态的一般规律，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和经济关系看作永恒的范畴一般关系。所以，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的抽象演绎“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和[77]；熊彼特则将李嘉图的“强制”抽象法和“非历史”方法称为“李嘉图的恶习” [78]。但这种“恶习”在李嘉图之后就成为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通病。
李嘉图之后，西尼尔首次对理性演绎法作了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表述。在他看来，演绎分析的前提是“观察或意识的结果，简直不需要证明，甚至不需要详细表述，差不多每个人一听到就会觉得在他思想上久已存在，或者至少是在他的知识范围之内”。经济学就是要从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演绎出其整个体系。它们是这样四个基本命题：“1，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财富。2，限制世界上的人口或限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数的，只是精神上或物质上的缺陷，或者是各阶级中各人对于在养成的习惯下所要求的那类财富可能不足以适应其要求的顾虑。3，劳动的力量和生产财富的其他手段的力量，借助于将由此所产生的产品作为继续生产的工具，可以无限的增加。4，假定农业技术不变，在某一地区之内的土地上所使用的增益劳动，一般会产生比例递减的报酬，也就是说，尽管在土地上增加劳动，虽然总的报酬会有所增加，但报酬不能随着劳动成比例地增加” [79]。西尼尔之后，这些“不证自明的公理”经形式化改造，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演绎主义的重要支柱。显然，西尼尔从近代唯理论的重要人物笛卡儿那里获得了许多启发，同样强调知识是通过理性演绎而获得。
约翰•穆勒把西尼尔所提出的不证自明的公理进一步公理化，确立了经济学演绎主义的基石——经济人假设。作为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尽管在《逻辑体系》（1844）一书的大部分篇幅中，穆勒将演绎逻辑贬低为智力的绞肉机，并颂扬归纳逻辑是获得新知识的唯一途径，提出了获得可靠知识的归纳五法：求同、差异、同异并用、共变和剩余，但他最后却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所采用的方法应当是演绎法。在他看来，在作为实验科学的自然科学中，演绎逻辑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只有归纳逻辑才是发现新知识的唯一有效方法。但在经济学中，情况则完全相反，归纳法往往失灵，只有演绎法才是唯一适用的认识方法。这是因为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其所研究的因果关系互相交织，十分复杂，而且不可能进行可控制的实验。因此，经济学应在基于内省和观察所形成的“显然是正确”的假设（如“经济人”）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构建其“真的经验命题”的演绎体系。
如果说在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演绎主义尚处于朴素形态，那么，随着“边际革命”的到来，演绎主义通过数学形式主义而获得了科学的外形并逐渐被导向了极端。杰文斯、瓦尔拉斯等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承接了边沁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哲学，借助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将经济人假设归结为约束条件下的求极值问题。以这种数学晶体式的“经济人”为演绎的出发点，借助微分学中的全导数、偏导数和拉格朗日乘数等数学工具，理性演绎被膨胀为仅仅是一种数学推理，完全放弃了历史与现实经验对经济学理论形成的能动作用。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尽管反对数学形式主义，但他们所推崇的实际上是一种“语言数学”（罗宾逊夫人语）。他们认为，理论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是研究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质和一般联系，努力发现与经验的规律相区别的精确的规律，建立起不能伪造的永久的普遍适用的理论性法则。因此，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不能采取一般经验科学的实验方法，而只能采用严密的理性演绎法。这种方法就是把“国民经济”的各种复杂现象还原为单纯而又实在的各种简单要素（孤立的个人及其行为），再从这些要素中演绎出一系列理性法则和国民经济学体系，提供超出直接经验以上的认识和普遍适用的原理。
最后，演绎主义通过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获得了它的现代标准范式。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一书中，罗宾斯重申和发展了主流经济学的演义主义传统。在他看来，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基于内省所得到的近于公理的假设中演绎出来，“从少数几个自明性假定出发，通过逻辑演绎去发现不可抗拒的真理”，是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80]。显然，稀缺性假定是一个重要的“自明性假定”。据此，罗宾斯提出了著名的“目标—手段”型经济学定义，在“杰文斯将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 [81]之后，正式将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这一定义下，全部经济学就是解决最优化问题，经济学的最终目标就是用数学模型说明现实经济世界，经济学演绎法的标准格式就是：从“自明性假设”出发——经数学逻辑推理——得到确定性结论。
关于演绎主义，著名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曾有过形象而中肯的批判。他指出，演绎主义体例“一开始是不辞辛苦地列一张公理、引理和（或）定义的清单。公理和定义往往像是生造的，是复杂得神秘不堪的。无从得知这么复杂的东西是怎么钻出来的。跟在公理和定义清单后面的是措辞审慎的定理，其中塞满了繁而又繁的条件看上去谁也不可能蒙出这样的条件。跟在定理后面的是证明”，按演绎主义体例，“凡命题都真，凡推论都有效。------反例、反驳、批评严禁入场。------因此，不用担心这个学科摆不出权威气派。------最终成品也就被捧成了万无一失的神物” [82]。
3．2．2质疑“休谟问题”
讨论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中演绎主义的由来与膨胀，不能不涉及著名的“休谟问题”。所谓“休谟问题”，亦称“归纳问题”，主要是指归纳逻辑的合理性问题。在《人性论》第一卷（1739）及其改写本《人类理解研究》（1748）中，休谟从经验主义怀疑论立场出发，对因果关系的客观性进而对归纳逻辑的合理性首次提出了根本性质疑。在休谟看来，（1）归纳推理不能得到逻辑的证明。因为在归纳推理中，存在着两个逻辑的跳跃：一是从实际观察到的有限事例跳到涉及潜无穷对象的全称结论；二是从过去、现在的经验跳到对未来的预测。而这二者在逻辑上并不是必然的，因为适用于有限的不一定适用于无限，并且将来可能与过去和现在不同。（2）归纳推理的有效性也不能归纳地证明，如果根据归纳推理的成功记录去证明归纳原理，就要用到归纳推理，从而导致无穷倒推或循环论证。（3）归纳推理要以自然齐一律和普遍因果律为基础，而这两者并不具有客观真理性。因为感官最多告诉人们过去一直如此，并没有告诉人们将来仍然如此；并且，感官告诉人们的只是现象的先后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因果律和自然齐一律并没有逻辑的证据，只是出于人们的习惯性心理联想。因此因果关系以及基于因果关系之上的归纳推理是置于一种非理性、非逻辑的基础之上的。
应该指出，休谟对归纳合理性的质疑是针对一切领域的归纳推理和归纳方法的，并且它实际上涉及“普遍必然的知识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涉及人类的认识能力及其限度等根本性问题。因此，休谟的诘难是深刻的，极富挑战性的，得到了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高度重视，引发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人们作出各种努力试图回答：归纳推理是否能得出必然性的结论，如果不能得出必然真的结论，那么它的合理性何在？如何为其合理性辩护？然而，各种破解“休谟问题”的尝试都是不甚成功的，以致人们现在仍然不得不接受：“归纳法是自然科学的胜利，却是哲学的耻辱” [83]。
确实，要挑剔休谟所证明的归纳法不可能有确实性的观点是相当困难的。休谟对归纳推理的质疑在逻辑上基本上是无懈可击的，“归纳问题”在逻辑上几乎是无解的。但是，问题在于，“休谟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它的以下三个预设是虚假的[84]：（1）合理的推理方法所提供的知识应是确定无误的必然知识。认为存在普遍必然的知识且科学认识所提供的应是确定性的知识，是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的预设，也是“休谟问题”的一个预设。事实上，一个知识命题，即使人们不能以经验确定它的必然性，但若能够确定它的或然性或概率，它同样是有意义的。归纳逻辑本质上只是一种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推理方法，它能够提供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相对真理。（2）“合法的推理只限于有保真性的演绎推理”。在“休谟问题”的背后，隐藏着对演绎必然性的崇拜，即休谟事实上是在用演绎的标准要求归纳，指责它不具有演绎法的必然性。休谟之后的许多人包括为归纳推理辩护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了归纳方法的演绎标准，并演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演绎主义传统。它预先就完全排除了归纳推理合理性的任何可能性，循此去解决归纳问题自然是毫无希望的。（3）只能在感觉经验的范围内去证明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经验知识的普遍真理性。休谟认为，感觉经验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先后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断言超出了感觉经验的范围。但是，如果像休谟那样，只停留在感觉经验的范围内，那就只能与休谟一样得出怀疑主义的结论。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