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嘉图看来，经济学的大多数结论是“象重力原理一样确凿无疑”的，经济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不是由于它的研究方法，而是由于它的结论的真确性——揭示了经济运行的客观必然规律。因而，他将其理论体系所作的预测——种植粮食成本的不断增加、人口对食物供给的压力增加、地主收入份额不断增多，从而投资机会的逐渐消失——描绘成无条件的历史趋势，将高度抽象的理论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经济世界。李嘉图竭力否定事实能为他们自己辩解，他认为任何对“规律”的偏离都是暂时的例外[69]。例如，由于混同了价值与生产价格，无法理解和解决价值规律与利润平均化的矛盾，在与马尔萨斯的论战中，为了坚持前后一贯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原理，李嘉图只得简单地宣称，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不同只是偶然的或例外的情形，商品按照价值出售是永恒的“法则”。马尔萨斯则较为准确地抓住了李嘉图体系的这一矛盾，指责到：“我们只要略作观察就会相信，纵使根据要求酌量计入事物暂时偏离自然与正常过程的一切因素以后，服从这一交换法则的商品仍然是极其有限的，而不服从这一法则的品类中却包含着大量的商品。诚然，李嘉图先生自己也承认他的法则有相当多的例外。这些例外的品类，就是所用固定资本量不等、耐用程度不同、而所用流动资本的回收期又彼此各异的商品。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些品类，就会发现其为数之多，使得该法则可以看成是例外，而例外倒成为法则了” [70]。应该说，从方法论的角度，马尔萨斯的批判确实抓住了李嘉图体系的要害之一——拒斥“经验”检验。
李嘉图之后，詹姆士•穆勒试图以“逻辑一贯性”解决李嘉图体系的矛盾，“保护”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关于詹姆士•穆勒的辩解，马克思形象地指出，当一般规律与具体关系发生矛盾时，詹姆士•穆勒“不是用寻找中介环节的办法来解决，而是想用把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抽象的东西，使具体的东西直接适应抽象的东西的办法来解决。而且是想靠捏造用语，靠改变事物的正确名称来达到这一点” [71]。也就是说，詹姆士•穆勒不是根据“矛盾的现象”发展李嘉图的理论，而是从形式逻辑上将“反常”硬塞入李嘉图的理论体系，以“证实”李嘉图体系的结论，并将其奉为绝对永恒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的理论形式。事实上，詹姆士•穆勒式的辩护方式在当代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用语的争论”依然流行。因此，马克思的上述批评对许多当代经济学家也是适用的。
经过10余年围绕李嘉图体系的争论，约翰•穆勒在西尼尔对经济学方法论有意识地探讨的基础上，较为审慎地讨论了经济学结论的证实问题。在穆勒看来，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系列演绎分析的集合，其结论的真确性需要借助思索和联想才能认识到。他在《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1836）一文里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就像几何学的结论一样，按普通的说法就是只在抽象的意义上是真的，这就是说它们的结论只在特定的假设下才是真的” [72]。因此，经济学原理在运用于各种特定场合时，常会受到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从而造成了经济学的不确定性。由于干扰因素的影响，或者由于其它条件不变这一假定的存在，经济学所做的判断和预测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精确性，“经济规律”只能是一种趋势描述或近似描述。也就是说，按照穆勒的看法，经济学中的一项趋势陈述可以被看作是一张期票，只有在其它条件不变这一假定得到详细阐明和考虑时，才能兑现；只有在假定不变的条件得到满足时，被验证的理论或假说才具有真确性。应该说，穆勒的上述分析较为清楚地指出了经济学命题证实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但是，这也同时为理论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免疫策略”：通过模糊理论的假设前提或者通过对“其他情形不变”的任意解释可以免除经验事实对理论的否证，从而使理论趋于永恒的真理性。例如，我们知道，李嘉图为其追随者留下了一系列可检验的命题：谷物价格的上涨、国民收入中地租份额的上升、实际工资水平的固定不变以及资本利润率的下降。由于李嘉图大胆地否定了相反的力量会使上述命题归于无效，在当时英国没有谷物自由进口的情况下，上述预测就是实证的而不是假设的预测。但是，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谷物法废除之前可以得到的统计资料证明，上述李嘉图的每一个预测都是虚妄的[73]。然而，作为李嘉图的忠实信徒，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中仍无条件地保留了李嘉图的体系。这是由于他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免疫策略”，其主要的策略是使“其他情况不变”这一假设条件丧失它们可能曾经有过的特定内容，从而模糊了经济史的经验事实对李嘉图命题的反证。显然，证实应是检验一个理论是否有证据加以支持，而不仅仅是了解理论发生作用的限制条件。但是，在穆勒那里，我们看到，经济学理论结论的正确性是依靠假定的力量来证明的，而那些假定由于依靠人类经验的不言自明的事实为基础，也证明是正确的。因而，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是不需要“经验”来证实的。
作为约翰•穆勒的嫡传弟子，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同穆勒一样坚定地相信李嘉图体系根本上是正确的，甚至比穆勒更加顽固地否认，可以通过经济理论的推断与事实的比较来对经济理论进行反驳。在《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逻辑方法》（1875）一书中，他援引西尼尔的理论，试图证明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现实的前提之上，因而不能被视为假说的科学。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前提乃是有关人类本性和现实世界的不容置疑的事实，如人们用最小的牺牲取得最大的财富的欲望，以及自然力量如土地的物理属性等，它们的存在和特性是极易加以确定的。同时，他认为，经济学理论“只有在证明所假定的原则和条件并不存在，或者证明该定理所断言的趋势并不是根据这个假定推断出来的必然结果的情况下，才会被驳倒” [74]，也就是说，只有假设的非现实性或逻辑的不一致性才能驳倒理论，而预测与事实的不一致决不应作为放弃一个经济理论的理由。由于假设前提的现实性，因而经济学理论在一般意义上是不可被驳倒的。
总之，西尼尔、穆勒和凯尔恩斯等人都认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基于人类经验的不证自明的事实，假设的正确性质决定了经济学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具体的经验检验不是检验各种经济学理论正确与错误的手段，而只是确定显然是正确的理论的应用范围的方法。亦即经验检验只是“证实”理论，至于能否以及如何“证伪”理论，他们几乎没有考虑过。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史上，他们三人的方法论主张一般被称为“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它是整个19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证实的理性主义”倾向的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1891）一书中，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全面概括并进一步论证了这一影响巨大的方法论传统。在他看来，这一传统主要由这样几个命题组成：（1）应该并且可以在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科学和规范方策之间划出界限；（2）在一定意义上，把财富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分开来研究是可能的；（3）个别经验或具体经济现象的直接归纳不宜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4）正确的行进方法是演绎，其基础是那些构成人类本质的简单的无可争辩的事实；（5）“经济人”这一抽象完全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政治经济学只是一种揭示趋势的科学，而不是说明实际事务；（6）通过与实际观察相对照，可以检验那些由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确定它们的应用范围的大小。同样，凯恩斯相信，作为一门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科学而不是一门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科学，经济学的预测一般是正确的（由于假设的正确性），当预测不正确时，对事实的探究总会揭示出一些起干扰作用的特别因素，这些因素应承担理论与事实之间差异的原因。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的著作曾被公认为终止了历时已久、令人厌烦的方法论之争，经济学研究仿佛由此进入了成熟时期。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来自制度主义的挑战浪潮便不断上涨，以致莱昂内尔•罗宾斯认为有必要用现代语言重申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一书中，罗宾斯认为，科学法则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们与现实相关联，是与存在的事物或可能存在的事物相关联，而不是与纯粹的形式关系相关联。在这方面，经济学命题与所有其他科学的命题完全一致。像所有其他科学理论一样，经济理论的命题显然都是从一系列假设中推演出来的，一旦我们充分理解了这些假设的性质，那么它们在现实中的对应物的存在就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不需要人为地进行检验来确立它们的有效性：它们是我们日常经验的基本素材，以致于我们只能认为它们的存在是显然的。他明确指出，“经济学命题是得自于一些简单假设的推论，这些假设反映的是非常基本的一般经验事实。如果前提与现实相关联，那么得自于前提的推论就必然也与相同的现实相关联”。甚至“经济学法则与现实的关系要比自然科学与现实的关系更加不容怀疑” [75]。对此，马克•布劳格评论到，没有人比罗宾斯更雄辩地阐明：经济学的种种真理需要得到证实，只是为了验证它们确实适用于任何具体情况，从而在经济思想史上或许是最后一次公开捍卫了传统的证实主义观点。但是，本篇第4章的分析将表明，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证论品格仍然是穆勒式的，因而他们实际上在实践中继续捍卫着传统的证实主义观点。
3．2 演绎主义：真确性的可靠保证
为了得到“不容怀疑”的真确性结论，在亚当•斯密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就养成了“一种几乎不可更改的演绎推理的偏好” [76]。他们努力把经济学的全部陈述安排成一个演绎系统，该系统的“基”由一些所谓“不证自明”的公理组成，由“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演绎导出经济学的全部陈述。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逻辑演绎方法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方法，演绎主义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家的标准思维规则。
3．2．1演绎主义的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