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自利原则并不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相反，现实中利他主义现象是大量而普遍的。既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帕累托最优。如果视利己心为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东西，进而不分环境和时点，把自利原则绝对化、永恒化和一般化，那么，就有意无意地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实际上，是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环境规定了经济活动中人的本性或本质而不是相反，一个经济社会的激励结构远比自利最大化来得复杂[39]。比如人们普遍认为在日本，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责任感、忠诚和友善这些偏离自利行为的伦理考虑是取得个人和集体成就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因而，就连提出“每个人的行为都仅仅是由利己心所激发”是“经济学的第一法则”的F．Y．埃奇沃思也承认自利原则并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其非现实性来源于简单的自利假设对社会规范及个人——社会关系等重要方面的“误视”与“忽视”。事实上， “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或许]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如人性、公正、慈爱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因此，如果把追求私利以外的动机都排除在外，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类对别人的事情不管不顾是没有道理的” [40]。也正因此，马歇尔早先曾不得不指出，“无疑地，即使现在，人们也能做出利人的贡献，比他们通常所做的大得多，经济学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发现，这种潜在的社会资产如何才能更快地得到发展，如何才能最明智地加以利用” [41]。

面对现实存在的利他主义现象的挑战，西方主流学者作出了种种努力以捍卫自利原则[42]。在经济学界，贝克尔的努力引人注目。在他看来，“经济理论很能相容于非理性行为”，“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或零星的决策，重大的或次要的决策，感情或机械似的目的，富者与穷人，男子与女士，成人与儿童，智者与笨伯，医生与病人，商人与政客，教师与学生等等。经济分析能够想见的应用范围如同强调稀缺手段与各种目的的经济学定义一样宽泛” [43]。因而，他勇敢地将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行为领域，广泛分析了种族歧视、犯罪与惩治、家庭与婚姻等包括利他主义与道德在内的人类行为。但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的先天不足，使他的理论留下了许多漏洞和牵强之处。下面以《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的一个利他主义模型进行简单评析。

模型假设：只有两人：h为利他主义者，i为利己主义者；只消费一种可以进行单一加总的市场产品和劳务（X）。这样，利他主义者h的效用函数可写作：

Uh=Uh(XhXi) （1） 上式中Xh与Xi分别表示h与i的自身消费。h的预算约束可写作：

pXh+hi=Ih （2）

上式中hi为h转移给i的以货币表示的资源，Ih为h的自身收入。i的预算约束可写作：

pXi=Ii+hi（3）

上式中Ii 为i的自身收入。将（3）式代入（2）式，有：

pXh+pXi=Ih+Ii=Sh（4）

贝克尔把上式中的Sh称作h的“社会收入”，即它是h和i自身收入的总和。在Sh给定的情况下，h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为：

(dUh/dXh)/(dUh/dXi)=MUh/MUi=p/p=1 （5）

可以推断，h社会收入的任何提高都会增加其自身效用，所以h 会最大化其社会收入。如果h 自身收入的减少会引起i自身收入更大程度的提高，则h将向i转移自身收入；如果h自身收入的增加会引起i自身收入更大程度的减少，则h将避免这种行为。贝克尔还在一般意义上把上述模型推广至n人。

贝克尔的上述分析受到了Nakayama(1981)、Arrow(1982)、Bergstrom(1986)等经济学家的批评。深入的分析表明，当每个人的利他收入函数决定于其他所有人的收入时，有可能产生帕累托无效率。Arrow还证明了在两人模型中，再分配的帕累托效率也仅仅是一种特例[44]。当然，伦理学界对这一模型则持更为激烈的否定态度。在模型中，贝克尔实际上是将利他主义行为的动机解释为行为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将自利原则用之于利他主义现象，亦即将利他解释为自利，这表明，贝克尔并没有超越亚当•斯密所讲述的关于面包师和酿酒师的故事[45]。

实际上，贝克尔的分析代表了主流经济学家对利他主义最通常的分析思路：将利他主义描述和模型化为个人效用函数中的一个主观“偏好”，使其他人的效用（福利）成为个人满足的一个新增源泉，以此扩充个人的自利偏好，从而沿用效用最大化模型进行分析。或许，功利的考虑可以成为某些利他行为的动机，但绝对不会成为所有利他行为的动机；理性经济人模式可以解释部分利他现象，如亲缘利他主义和互惠利他主义，但肯定解释不了人类的全部利他行为和道德行为，不管如何扩展“自利”的涵义[46]。例如，通过将“自利”理性定义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choice），似乎可以消解利他与自利的差异，将“理性选择”模型运用于一切利他现象。因为按照这一定义，如果一个人具有“内部的一致性”，那么，不管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还是一个狂热的利他主义者，都会被看成是谋求个人的效用达到最高点。但是，阿马蒂亚•森指出，“责任”（responsibility）在“个人选择和个人受益之间插进了一个楔子”，使个人选择与个人受益两者在许多场合并不等同，比如投票、公共物品的提供和意识形态的控制等。因此，利他现象的利己主义式分析可能是无效的。阿马蒂亚•森认为，“我们必须区分两个概念：‘同情’与‘责任’。在前者的情况下，对别人的关注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利害。如果他人的痛苦使你不快，这种情况属于同情；如果事情并不使你觉得自己受损，但你认为那是错的，准备制止它，这种情况属于责任。------基于同情的行为，在一个重要意义上是自利的，因为你是因别人的痛苦而痛苦，因别人的快乐而快乐：同情他人有助于增进自己的效用。出于责任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却是非自利的。” [47]在他看来，“同情”在私人物品领域作用重大而“责任”所起的作用可能十分有限，但在公共物品领域“责任”则会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现代经济学的一般模型往往只涉及私人物品而忽视公共物品。事实上，公共物品对大部分现代经济体系都是很重要的，而且所牵涉的范围广泛且日趋扩张[48]。在这一领域，忽略“责任”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关系是不可能得出有效结论的。

总之，按照正统经济学的狭隘“理性”概念，一切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都是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精密计算，而利他主义行为却是“非理性”，基于这种“理性”概念是不可能有效说明“为什么利他主义行为在非常不同的环境之下都得以生存”的问题的。因此，消极地固守自利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于经济学的存在与发展有害无益。正如科斯所指出的：“个人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经济学应“从现实中的人出发，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 [49]。现实中的人，是自利的或不自利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抛弃理性经济人假设，倒塌的只会是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学框架，而不是经济学这门学科。

2.3个体主义

西方主流经济学建基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之上[50]，是其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按照传统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观，似乎只有从个体或原子式的个人出发，“理性”才能把握现实的世界图景，才能建立起逻辑上一致的、可检验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2．3．1从个体出发

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个体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只是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功利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著作中，它才开始渗透到社会科学中来。而关于经济学中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哲学来源，哈耶克认为有两个来源值得重视：其一，近代哲学家洛克、休谟的思想；其二，笛卡儿和卢梭的思想。前者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个体主义首次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后者影响了“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51]。

在亚当•斯密那里，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被视为在交换过程中彼此发生冲突的无数个人愿望和追求的结果，而且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出来的某种自发秩序协调着个人利益的冲突。劳动分工、货币发明、经济制度等等都是在个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中自发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效仿牛顿力学模式，斯密确立了“原子”社会经济观，试图把一切社会经济现象还原为抽象个人的行为。这样，“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自然地成了斯密的理论出发点。斯密之后，李嘉图秉承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基础和主体，社会应完全从属于个人，并完全溶解于个人的存在之中，个人利益是社会行为的准则。约翰•穆勒则写到：“社会现象的规律是——也只能是——人类的行为和情感”，而“人不会因聚集在一起就变成了另一种物质——带有完全不同特征的物质”。这就是“个人人性法则”[52]。边际主义创始人之一门格尔也指出，“若从理论上理解‘国民经济’之现象，以及该词所表示的复杂的人类现象，则须还原到它们的真正的要素之上，还原到一国的个体经济，研究从个体经济出发从而建立国民经济的法则。背道而驰必不能认识‘国民经济’的本质” [53]。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被视为以稀缺和竞争为前提，建立在个人选择基础之上的一门学科，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理论必须从个人开始”。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作为逻辑原点的“经济人”，只是“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是能够“闪电般地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是一个个数学方程式中的数学符号，它们的“计算”与“组合”演绎出现象世界的完整构架。在现代经济学中，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在奥地利学派那里被推向了极端。他们把个人变为孤立于世的不属于社会的“原子”，把个人看成是生活在“孤岛上的鲁滨逊”，认为分析“鲁滨逊”，就可以寻求社会发展规律，所以，经济分析的基点应放在孤立的个人的欲望及其满足这种欲望的条件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一个先验的有启发的假设应绝对予以坚持。可以说，以个体主义原则来建立包括所有经济学命题在内的统一的公理化理论体系始终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