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如果单独考察《国富论》，斯密确乎是将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最原始动力，不仅个人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到解释，而且社会的发展也最终导源于这种经济的“第一推动力”。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导着，更不能就此认为斯密的立场是以人的自利本性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其实，斯密在论述人的自利性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隐含着承认当时苏格兰市民社会的种种制度环境，诸如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和文化的等等，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这体现着斯密的与市场经济相应的经济伦理观。而现代自利行为假设的信奉者们恰恰在此丢掉了“经济人的灵魂”：只有一定的法律和制度保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才会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事实上，任何经济主体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的，制度框架是各种可能行为整合的最基本的参照系，对个人选择的分析必须以对制度的把握和理解为前提。

2.2.2“一只眼的理性”

斯密之后，约翰•穆勒依据西尼尔所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对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进行了形式化的处理，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经济动机——财富最大化的动机，奠立了“经济人”假设的第一块基石——自利原则，并提炼出古典“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内涵：经济人就是会计算、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则承接了边沁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确立了经济人假设的另一基石——极大化原则，并将经济人假设归结为约束条件下的求极值问题。此后，经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人的修缮，在现代正统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标准解释是：在理想情形下，人们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其偏好的行为。其中，自利原则和理性行为原则是其核心。简言之，理性经济人就是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者，对自利最大化的任何偏离都是非理性的。这种“一只眼的理性”尽管蕴涵着一定的科学逻辑，由是观察分析人类行为却注定是偏颇的。

斯密对人性所持的双重态度，对于怀着“科学”信念，努力使经济学向科学逼近的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放弃人的“利他性假设”进而构筑能够“以少释多”的人性公理假设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必须走的一步。西尼尔借鉴科学逻辑的一般原则，认为经济学家无需也不可能考虑到影响“人的一般福利的一切因素”，首次明确提出了作为经济学一般理论前提的几个所谓不证自明的公理命题。其中，第一个就是“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在此基础上，约翰•穆勒在《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决问题》（1844）中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应将人类活动的经济方面抽象出来，并作出定义，以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并不讨论社会状态所塑造的人的全部本性，也不讨论人在社会中的全部行为。它把人仅仅看作渴望获得财富的人来研究，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财富最大化动机，而把“每个人的其他激情和动机完全抽象掉”。至此，自利原则及经济人假设得以基本确立。对此，与西尼尔的自命不凡相比，穆勒的态度则相对谨慎一些。他承认，财富最大化假设并不意味着人真的是如此构成，而只是科学分析得以进行的一种必要模式。他认为，“政治经济学进行其分析的方式就是，把这个主要的、公认的目的当作就像真的是人的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那样来对待；在所有同等简单的假说中，这是最接近真实的假说。政治经济学所要探究的是，在这里所提出的人的特定活动范围内，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阻碍，获取财富的欲望会产生什么样的具体行动。以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比采取其他可行的方法更接近于人类事务在这部分活动中的真实秩序的理论” [32]。

J．N．凯恩斯认为，经济人是“一个抽象的人”，但决非主观的、随意的抽象。因为除了自利的财富欲外，其他的动机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力和方向是非常不确定的，而财富欲的作用是“比较经常恒久的趋势，在走向真实情形上，达到了第一步的近似”。因此，“经济学家就有理由从经济人的观念开始”，构筑关于经济活动“真实秩序”的理论[33]。事实上，也正是凭借经济人假设，古典经济学家才将追求财富的人类行为从人类的其他社会行为中分离出来，并确立其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样，经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性的社会知识体系，实现了经济学家们主观的“科学”信念。在现代，贝克尔在其所倡导的“新经济学运动”中更是通过把自利的涵义从原初的单纯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扩展到对名誉、地位、尊重等精神方面的追求，将“利他”纳入自利的个人效用函数，对婚姻、家庭、犯罪和歧视等人类行为与活动进行了理性主义经济分析，实现了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帝国式扩张。

在边际革命之前，“经济人”已逐渐失去了哲学伦理观的内容。随着边际革命的出现，“经济人”的伦理色彩更是几乎全部丧失。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精雕细琢下，经济人假设的抽象化与理想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经济人的非人化倾向（即经济人日趋被抽象为数学晶体）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理性被膨胀为仅仅是一种数学计算，即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工具，经济人被转化为一种理性选择的概念，即目标函数的极大化。依据“戈森定律”，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等边际主义者提出了有关消费者的理性假说，导出了消费行为形式逻辑上的效用“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消费者的“理性选择”将消费行为在某种预算约束下扩大到边际平衡点。随着这一公式的确立，“需求”作为所有价格的一个函数在经济学的框架里便具有了逻辑意义，把经济的“一般均衡”加以公式化也成为可能。此后，在帕累托对效用度量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希克斯把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结合起来，将偏好变为一个可以最大化的指数，从而提出了由两曲线相切点而确定的最大化满足的消费结构，避免了对“满足”的价值判断。到了萨缪尔森那里，他不仅提出了“显示偏好理论”，试图将消费者行为理论从“心理”束缚中解放出来，还给出了对经济行为者的“理性选择”进行经济分析的“菜单”。在他看来，经济学本身就意味着最大化行为：消费者使效用最大化，生产者使利润最大化。最后，经济人假设在弗里德曼等人那里又获得了工具主义的属性。弗里德曼曾提出一个简单的随机模型，证明一个按照随机游动花钱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费者（如果能够生存下来的话）的消费行为最终会被迫停止于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因此，可以工具性地假设一切消费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这就为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运动扫除了一切的“后顾之忧”。

这样，我们看到，从亚当•斯密的本体论人性假说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立场，“经济人”已涵盖了所有的经济行为主体甚至所有的人类行为主体，他们都能够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经过精密的计算和仔细的权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最优选择。这就为怎样选择可供利用的资源以实现约束条件下的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这个一般问题提供了经济分析的基础，为经济学成为“科学的”进而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理论前提。至此，人类任何一种行为似乎都落在了经济学的的概念范围之内。凭借“理性经济人”假设，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似乎不仅可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可以解释人们的政治行为和道德行为；不仅可以解释人们一般的社会行为，而且可以解释人们的家庭行为和犯罪行为；不仅可以解释技术创新与变革，而且可以解释制度创新与变革；不仅可以解释个人成败的原因，而且可以解释国家民族的兴衰，等等。

然而，这一个个的理论模型尽管“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却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阿罗指出，理性经济人假设本身是极为虚弱的，它的合理性和显而易见的力量仅来自于一些补充性假设，如完全竞争、市场均衡、充分信息以及同质性假设等等。尤其是经济行为者个人之间的同质性假设“是特别危险的，它否定了经济的根本假设，即经济是建立在个人差异引起的交易的收益之上的” [34]。因而，经济人假设尽管消解了人类行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学研究带来的困难，能够产生“非常动人的数学模型，用来表示简化的世界” [35]，从而使“科学的”经济分析成为可能，却也同时否定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存在的基础。

“冷静的理性范例充满了我们的教科书，现实世界却更为丰富多彩”。尽管“经济人”假设无论是建立之初还是后来的更迭，都蕴涵着科学理性的逻辑，但是，人类行为不是纯净的“物理活动”，而是伴随着精神生成和精神作用的活动。人类的精神活动不是科学法则能够充分说明的，也不是物理世界所能控制的。因此，以“理性经济人”为支点来研究人类的一切行为，是对“理性”的误读，也是对科学幼稚的理解。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如果说自利最大化不是非理性行为可能还有一定的合理之处，至少不是完全荒谬的；如果说除了自利最大化以外的其他任何行为都一定是非理性的，恐怕就很少有人能接受了”[36]。因此，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理性经济人”假设一直遭到了来自许多不同学派经济学家的尖锐批评。

2.2.3一种批判

作为一个古老的经济学概念，“经济人”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离开过争论的漩涡[37]，众多经济学家对它进行了一系列的证伪和批判[38]。这些争论和批判导致了主流经济学对“理性经济人”内涵的扩大或修缮，例如，将“完全信息”改为“不完全信息”，将“完全理性”放松为“有限理性”，将“利益最大化”调整为“目标函数最大化”等等。然而，在“自利原则”这一点上则几乎没有丝毫的改动。在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看来，“自利原则”是人类行为动机的不可证伪的永恒“公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