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地，上述狭隘的理性主义经济社会观一直以来受到了众多思想家猛烈的批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也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试图突破狭隘理性视界束缚的智慧的种子。正如里查德森所指出的，“斯密实际上给我们提供经济均衡和经济进化的两种理论” [21]，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在《国富论》中并没有明显的冲突，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分析上的精密化时，斯密未能把二者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所导致的种种矛盾方凸现出来：均衡理论的静态性质导致了技术组织变迁和报酬递增理论与其框架难以相容，“没有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理论来解释斯密所描述的经济进步之源泉” [22]。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有两条基本途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世界：其一是循演进的途径去理解世界，其二是循均衡的途径去理解世界，并指出“时间因素是经济学许多最大困难的根源” [23]，将经济生物学视为经济学的麦加。但是，马歇尔本人及其追随者从未到他的麦加朝圣过，因为麦加是在其顽固的思想模式之外的。同样地，尽管历史时间而不是时钟时间，不确定性而不是确定性在凯恩斯的世界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不确定性这一凯恩斯革命的精髓经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形式化处理，也被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因而，一直以来，永恒的自然法则，稳定的轨道世界，确定的运行方向，均衡的运行状态，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信条。不确定性、复杂性、动态演化等仍是它“无法分析的一片混沌”，是其狭隘的理性视阈所无法把握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现代物理学和整个自然科学研究的哲学基础本身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却仍严格遵守着其最初模仿牛顿力学所形成的规则。正如杰奥尔杰斯库-雷根所言，“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事实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觉察到这种没落” [24]。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最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强调非直线性更甚于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于强调简单性，强调不确定性更甚于强调确定性。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不再相信，宏观世界原则上可以从一个相对简单的微观世界推导出来。他们认为，牛顿物理学所描绘的那些稳定的、时间上可逆的系统仅仅代表着实在的一个特殊的、有限的部分。例如，它描绘了那些处于或近于均衡状态的系统，却没有描绘那些远离均衡状态的系统，而后者即使不比前者更加常见至少也跟它们同样常见。一个远离均衡状态的系统具有种种时间上的不可逆条件，仅仅具备了对“规律”和初始条件的认识，不足以预测它的未来状态。恰恰相反，它表现出“时间之箭”(arrow of time)的基本的建设性作用。因此，所谓的“自然规律”更多地代表了各种可能性而非确定性。

事实上，尽管传统科学包括经济学致力于寻找事件间恒常联系和确定性法则，但人们所提出的关于现实世界的“规律”大都是被限制在实验室控制的条件之下的。换言之，大多数被接受的科学结果不是“只要事件X发生，事件Y就发生”的形式，而是“只要事件X发生，事件Y就发生，在条件E成立时”的形式，其中条件E象征性地总结了实验室环境的规定。形如“只要事件X发生，事件Y就发生”这种恒常联系并非普遍存在，而自拉普拉斯以来人们在认识上的一个普遍的失败，是认为在现象世界中事物的恒常联系普遍存在并由此信奉“因果的”规律的存在。拉普拉斯梦想是一种不变的规律性。

当然，排除确定性法则和恒常联系的普遍存在，并不意味着舍此只能是一种完全的随机变动。严格的事件规律或完全无组织的变动二者只构成一个潜在的统一体的两种极端。“我们努力要走的是一条窄道，它介于皆导致异化的两个概念之间：一个是确定性定律所支配的世界，它没有给新奇性留有位置；另一个则是由掷觳子的上帝所支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荒诞的、非因果的无法理喻的。------在沿着这条回避盲目定律与无常事件之间激动人心抉择的窄道时，我们发现了我们周围的大部分具体世界” [25]。也就是，“具体世界”既是相对静止稳定的又是永恒运动变化的，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既是有序的又是无序的。因而，尽管马克思主义也旨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在马克思那里，一个由必然性支配的、具有复杂的多重因果联系的决定论世界，与由偶然性变动制约的、具有统计的、几率支配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的二重表现。依据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注重全面了解客观存在的复杂联系，具体分析各种不同的联系，在不忽略间接的、外部的、非本质的、偶然的联系的前提下，在众多联系中找出事物直接的、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以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并在运动、发展中把握事物，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例如，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通过从简单商品生产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考察，建立了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理论，注意到了价格形成的复杂性和偶然性，明确指出了经济规律的统计特征。他说：“总的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为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 [26]

2.2 “理性经济人”：经济学的“阿基米德点”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那里，“理性经济人”不仅是解释人类经济行为的一把钥匙，也是其庞大经济学体系的重心和支点。在许多人看来，“与人类行为的其他模式比较起来，‘经济人’模式和‘理性行为’假定也许是一个[解释人类行为]最普遍、最有效、最成功的工具” [27]。遗憾的是，依托“理性经济人”这一支点，经济学家们并不能“撬动”复杂多样的现实世界和整个的经济学大厦。

2.2.1重释“斯密问题”

尽管“经济人”这一词语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率先提出并引进经济学的，人们却总是将“经济人”假设的创立与亚当•斯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而，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便是一道横亘在“经济人假设”的批评者和支持者面前共同的原始方程式，不解开它，就无法厘清正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意阈。

最早由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所发现和提出的所谓“亚当•斯密问题”，是指18世纪英国著名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两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论》（1759）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心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而在《国富论》中，斯密却把人性本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做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于是，一种人性本善的利他主义社会道义论与一种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个人目的论，便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作为思想家的斯密的理论体系之中。但是，如果考虑到斯密时代知识状况的特殊构成性特征，考虑到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只是其内容庞杂的“道德哲学”体系的一部分，上述表面上的不一致是可以消解的。所谓“斯密问题”本身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问题，作为一个“现代性”问题，其真正意义在于如何认识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内在紧张[28]。

斯密生活的时代，经济学与伦理学并不具有相互分离或独立的知识特性，它们均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这意味着经济学不仅具有社会实证科学的知识特性，同时也有人文科学的规范特性。因此，无论是探究人类心灵之善的伦理学，还是探究人类物质之善的经济学，其共享的宗旨是：人性之善或人类幸福。表面看来，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似乎采取了两个相反的出发点，前者的出发点为人性本善（利他），后者则为人性本恶（自利）。然而，如果把二者纳入作为思想家的斯密的统一的理论体系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在斯密看来，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都是人性的原始事实，最善者也会自保自利，最恶者也不乏同情[29]。两个出发点的不同，仅仅表明导致同一结果——“维持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繁衍”——的两种动机的差别。自利的动机较为消极，利他的动机更为积极，前者要求个体努力追求自我发展，后者要求每一个个体必须兼顾他人福利，借助“同感”使人通过想象、参与、分享、和模仿（设身处地）等方式形成诸如仁慈和正义等基本道德情操，从而保持其行为的“合宜性”[30]。这样，这两种基本价值目标相同的动机促成了人类个体目标与整体目标的内在关联，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个体的自利行为导向人类社会共同的善，即个体充分而合理的竞争和创造，必然带来社会整体福利的增长。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

因此，事情并不完全像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所指责的那样，是斯密自己制造了“自利”与“利他”之间的人格分裂和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价值紧张。相反，在斯密那里，“自利”与“利他”原本只是一种人性二重性事实的本真反映，“经济人”与“道德人”都只是人性之一面。由此，“斯密问题”所真正蕴涵的一个深刻的现代性问题便凸现出来：在商业社会里，是否能够或是否应当将人类经济行为与其道德行为完全分离开来？经济学与伦理学能否完全隔离？显然，按照斯密的理论体系，如同完整的人格难以被截然分裂为所谓的“经济人”与“道德人”一样，人类的经济行为与其道德行为在终极目的的意义上也难以截然分开；同样地，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明确分工”也是站不住脚的。人性有善有恶（“利他”与“利己”）的原始事实，尽管有可能导致人格的分裂，但真正具有健全理性的人是不会如此的。因此，“如果对亚当•斯密的著作进行系统的无偏见的阅读与理解，自利行为假设的信奉者和鼓吹者是无法从那里找到依据的。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症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的一个主要缺陷” [31]。这就是，为着“科学的”信念，伴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日趋技术化甚至机械化，因之丧失了许多必要而丰富的人文价值资源，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