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主流经济学家们不仅具体设定了世界和人的理性本质，还确立了经济分析的演绎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理性研究规则并长期为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推崇。受实证主义等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19世纪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都坚信，经济学欲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摆脱某些所谓的“非科学成分”，尽可能地驱逐诸如价值判断之类的不确定因素，坚持实证分析，努力把经济学建设成为纯粹的实证科学；必须放弃只能提供或然性知识的归纳推理，运用逻辑严密、能够提供必然性知识的演绎推理，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去发现“不可抗拒的真理”。这样，由于理论的基本假设与经验事实相符合，经济学思维的逻辑与现实世界的逻辑相吻合，从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各种命题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正确描述，一切经济学命题都是现实经济世界的一部分，即经过证实或能够证实的“真的经验命题”。
上述分析表明，在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主流经济学家们相信，因为事物按照“健全理性”而必然合乎真理的目的，通过人的“理性”获得的经济理论是必然性的真理知识，经济学就是“事物自然的性质”或“真的经验命题体系”，因而具体的经验检验不是检验各种经济学理论正确与错误的手段，而只是确定显然是正确的理论的应用范围的方法。亦即经验检验只是“证实”理论，至于能否以及如何“证伪”理论，他们几乎从未考虑。总之，在此时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大都鼓吹并奉行防御性的证实主义方法论，旨在使“科学的”、“理性的”经济学免遭一切攻击。因此，我将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称之为“证实的理性主义”。
20世纪30年代，卡尔•波普提出了其震惊西方思想界的“批判的理性主义”，并迅速波及经济学领域。1938年，英国经济学家特伦斯•哈奇森发表了《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前提》一书，首次将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明确引入了经济学，并引起了积极的响应。但是，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哈奇森在与先验论的论战中太趋极端。马克卢普等人甚至给哈奇森扣上了“极端经验论者”的帽子。因为哈奇森要求对理论的每一点都进行个别的检验：理论的基本原则、补充条件、中间结论和最终结论。按此观点，经济学将变成对直观现象的消极描述而失去其真理性。有鉴于此，弗里德曼（1953）提出了引起激烈争论的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工具理性主义方法论主张，并事实上被主流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按照这一主张，“预言就是一切，假设无足轻重”，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们放心大胆地运用各种非现实的假设，如最大化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完全信息假设、U形长期平均成本假设等等，建立起一个个貌似科学的理论模型，并求助于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自己的理论辩护。当他们将模型的预测交付经验检验时，如果预测是荒谬的，经济学家往往会归咎于原始前提的改变、统计资料的不适当和检验方法本身，并通过理论组成部分的调整使理论得到拯救、不被驳倒。这样，尽管1938年以来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大都鼓吹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却极少实践自己的方法论信条，经济学里仍充满了由经验所“证实”的循环理论。现代主流经济学在证伪主义口号下，凭借更加“锋利的”理论工具和数学形式主义，将“证实的理性主义”推向了极致。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经济学界对弗里德曼的工具理性主义方法论信条的质疑开始不断增多。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的方法论》一书中写到：“如果说60年代是社会对经济学的尊重和经济学家的职业上的欣快心理都达到了顶点的年代的话，那么70年代则成了到处都是一片议论经济学的‘危机’和‘革命’，不时成为经济学界主要代表人物的大量进行自我批评的的时期” [10]。很自然，“自我批评的狂潮”也波及到了方法论领域：既然理论无力解释现实经济问题，那就是说，理论所藉以建立起来的原理存在问题。此外，经济学家们对已确立的方法论原则之所以充满怀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学哲学领域发生了即使不是革命性的也是非常深刻的变革，这就是以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兴起。
随着20世纪80年代博弈论正式进入经济学，本篇所谓的经济学理性主义便发展到了它的第三阶段，或许也是它的最后阶段。在此阶段，作为工具的博弈论被经济学家们用来尝试重写正统经济学，作为思想的博弈论却在不断地冲击着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硬核”和整个的正统经济学大厦。自博弈论被引入经济学之后，现代经济学在许多领域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与此同时，作为工具的博弈论与作为思想的博弈论却出现了一种分离的倾向。在许多经济学家那里，博弈论只是一种具有强大分析能力的数学工具，并通过它的形式主义运用尝试重写经济学。结果，留在“黑板上的经济模型”愈来愈多，“理性人之互动行为”却愈加令人困惑。但是，博弈论不仅是一种数学工具，更是一种方法论。在作为工具的博弈论满足经济学家对形式主义模型沉溺的同时，作为思想的博弈论却对正统经济学形成了根基性的挑战。它引导着人们彻底重新认识经济世界和人们的经济行为，并促使经济学开始涉及现代社会的根本性问题，即在专业化分工高度发展的今天，在信息或者说知识分布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社会”是如何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过程而形成和运转的。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硬核”——确定性的经济世界观、理性经济人、个体主义受到了愈来愈强的冲击。在这一意义上，博弈论进入正统经济学既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完成，也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终结。
在理性主义作为主导性思维方式统摄经济学领域的漫长过程中，非理性主义也在不断地向它发起冲击和挑战。20世纪中期以来，系统观思维方式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兴起，又极大地“激活”了经济学中某些由来已久的非理性主义“基因”，从而为经济学的“理性”重建提供了契机。或许，经济学会由此发生根本性的“范式”转换。
1．3 本篇分析框架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为行文简便，本篇题目中“经济学”和正文中大多数场合所提到的经济学，系指西方主流经济学，即由亚当•斯密所创立经马歇尔等人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体系；题目中的“批判”取自康德哲学，意为“分析”、“考察”；本篇的研究是尝试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进行相对系统的分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提供一种有益的探索。
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意义和决定作用已为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所证明。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同首先是方法论的差异，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和发展也首先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突破与创新。因此，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与创新乃经济学发展之基础。自19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索和争论几乎从未中断，而每一次激烈的争论，如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历时30年之久的“德奥方法论之争”、20世纪50年代的“假设之战”等等，都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深远而重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方法论问题更是展开了空前广泛而热烈的研究，以期发挥经济学方法论的导向功能，为陷入“第二次危机”的主流经济学寻觅新的出路。对于致力于经济学创新的中国经济学人而言，加强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准确、深刻、科学地把握和剖析西方经济理论，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创新经济学方法论进而创建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否则，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束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构建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11]。
一般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可分为三个层次[12]。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一个层次是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是最高和最抽象层次的经济学方法论，是基本的方法论，是方法的方法论。它是哲学思潮或科学哲学在经济学的体现和运用，提供经济学家以相应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模式，并内化为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决定其观察经济世界和构建理论框架的视阈。其主要内容包括：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或经济世界观；对经济活动主体（人及其群体）的认知；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和规则的界说；对经济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的界定；等等。显然，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差异主要体现于基本方法论之上。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学的一般思维原理和分析方法，如演绎分析方法和归纳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和制度分析方法等等。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分析的具体技术方法，如边际分析方法、统计方法、个案研究方法等等，它们在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体系之间常常通用。
本篇的研究总体上属于第一个层次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并通过研究将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底蕴概括为“理性主义”。全文共分7章。
第一章为导论，概括分析哲学思想领域的理性与理性主义以及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源流，同时说明本篇的研究目的与框架。
第二章分析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硬核”，认为在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演变过程中，确定性的、轨道世界的经济社会观、理性经济人、个体主义构成了主流经济学家们进行经济学研究长期不变的共同信念。
第三章考察经济学理性主义在第一阶段的理论表现。在此阶段，受实证主义等哲学理性主义的影响，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都鼓吹并奉行证实主义方法论，坚持演绎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研究规则，经济学理性主义呈现为“证实的理性主义”。
第四章分析经济学理性主义在第二阶段的理论表现。在此阶段，受波普的“批判的理性主义”的影响，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都鼓吹证伪主义方法论，但在实践中奉行的方法论信条却是弗里德曼的“工具理性主义”。
第五章具体剖析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精品”——一般均衡理论，以及与之相联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现代重要表现形式——数学形式主义。
第六章通过考察博弈论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完成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分析。随着20世纪80年代博弈论正式进入经济学，经济学理性主义便发展到了它的第三阶段，或许也是它的最后阶段。在此阶段，作为工具的博弈论被经济学家们用来尝试改写正统经济学，作为思想的博弈论却在不断地冲击着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硬核”。
第七章在评析系统观思维方式、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经济学非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提出关于经济学“理性”重建的初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