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按照生产价格出售，意味着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可能性。但伊藤诚指出，这并不构成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是价值规律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商品以生产价格出售，并用货币进一步购买再生产所需的投入，结果在社会生产的每个部门都可能出现下述不一致的情况，即作为产出的商品的价值量（以内含劳动衡量），和为再生产而购买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量（以可支配劳动量衡量），是不相等的。也就是说，由于生产价格的中介，社会劳动在不同的部门实现了再配置，一些部门本来耗费了较少的劳动量，却在市场上支配了较多的劳动，另一些部门则相反。然而这一点并不妨碍所有部门产出的价值总量与所有部门为再生产而购买的投入的价值总量是相等的。在这里，价格形式不再是被动地表现商品的价值，相反，价格形式是在各个部门和各个阶级之间重新分配价值实体即社会劳动的杠杆。
把市场价值规定为以市场生产价格为媒介所支配的价值实体，可以在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中找到直接的依据。构成级差地租的那部分超额利润来自于土地产品的市场生产价格大于个别生产价格的差额。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其中全部土地产品10夸特谷物的个别生产价格总额是240先令，而市场生产价格总额是600先令，马克思把两者间的差额称作“虚假的社会价值”，因为它不是农业部门自身的剩余劳动物化的结果。关于土地产品市场价值的确定，马克思留下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评论：
“这是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通过竞争而实现的市场价值所决定的；这种决定产生了一个虚假的社会价值。这种情况是由市场价值规律造成的。土地产品也受这个规律的支配。产品（也包括土地产品）市场价值的决定，是一种社会行为，虽然这是一种不自觉的、盲目的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必然不是以土地及其肥力的差别为依据，而是以产品的交换价值为依据。如果我们设想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已被推翻，社会已被组成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10夸特就会只代表一定量的独立的劳动时间，而和240先令内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因此，社会就不会按产品内所包含的实际劳动时间的二倍半来购买这种土地产品；……被看作消费者的社会对土地产品支付过多的东西，对社会劳动时间在农业生产上的实现来说原来是负数的东西，现在竟然对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即土地所有者来说成为正数了。” [71]
这段话里有这样几个观点对我们是重要的。第一，“虚假的社会价值”并不限于土地产品，相反，造成“虚假的社会价值”的“市场价值规律”是适用于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根据孟氧教授的意见，“市场价值规律”的概念仅仅出现于《资本论》第三卷，在第一卷从无这样的提法，价值规律也由此取得了更发展的形式。[72]
第二，产品的市场价值的确定是一个社会行为，这种行为以产品的交换价值为依据，而非必然以产品的生产条件为依据。对土地产品而言，这里的生产条件就是土地的肥力的差别。也就是说，不管是优等地还是中等地，它们的产品的市场价值的确定，与各自土地的肥力没有直接的联系。
第三，“虚假的社会价值”不是由土地产品的生产中所耗费的“内含劳动”物化而成的，而是以价格形式为媒介在市场上获得的“可支配劳动”。
按照马克思在这里的总结，市场价值的第二种理论并没有混淆价值与价格，而是赋予价格形式以更重要的作用，把价格看作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重新配置社会劳动的杠杆。有必要指出，鲁宾在阐释市场价值理论的时候，从来没有分析市场价值规律与马克思地租理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无疑是意味深长的。
产品市场价值的确定并不必然以本部门内生产的技术条件为依据，无论市场价值还是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都是由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行为”来确定的。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可以这样来规定：在这种技术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其内含价值量与经过W-G-W的变换在市场上所支配的市场价值量恰好相等。由此可知，凡是生产的技术条件符合标准技术条件的企业，没有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可得。在马克思所谈的土地产品的例子里，劣等地的技术条件是标准的技术条件，因为劣等地没有超额利润可得。而在一般的工业生产中，由于一般并不存在对一种生产条件的资本主义经营论断，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则是变动不居的，竞争和再生产条件的变化会不断地确立新的标准技术条件。在一个由竞争主导的部门中，企业并不能直接把握到什么是标准的技术条件，只有通过超额利润的产生和消失，在急剧的变化中感知这一条件。
3．5 结论：市场价值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不确定性
现在，可以对斯蒂德曼的观点正式提出一个反驳了。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与价值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斯蒂德曼所理解的那种单向的、决定论式的关系。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是不能脱离市场价值和市场生产价格概念预先给定的。像斯蒂德曼那样把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作为决定价值量的给定的因素，进而宣布价值概念完全多余的做法，是不适当的。这种做法要成立，除非假定生产者是为已知的需求而生产，或者说，预先遵循着某种为生产制订的计划。而这样的假设显然不适用于一个资本主义经济。
市场价值概念是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自组织”和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所说的不确定性，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手段和目的、条件和结果之间的联系的不确定性。生产的技术条件最初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或基础，是价值增殖的基础，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不仅事先无法确知价值增殖的程度，甚至不能把握价值增殖的这一出发点或基础，也就是说，不能无条件地确知什么是为社会认可的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以及用价值概念来规定的资本概念）在下述意义上反映了这一点：要想用统计方法在量上“捕捉”到市场价值或者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是永远不可能的。这不是理论本身的缺点，而是上述不确定性在理论上的反映，就像量子世界中的不确定性会反映在“测不准原理”上一样。
因此，劳动价值论一方面是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不确定性的工具，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经济科学自身在认识上的限度。一位捷克哲学家泽勒尼，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时候曾指出：“在对人类理性的界限的看法上，马克思接近康德甚于接近黑格尔”。[73] 这个判断是十分深刻的。遗憾的是，泽勒尼没有片言只字谈到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恰恰是支撑这个观点的最有力的论据。我们可以为泽勒尼的观点再补充一点：这种认识论上的界限，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实践活动的本体论界限。显然，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后者恰恰通过“理性选择”的概念在提倡一种“全知的”经济学。
我们看到，确定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被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选择”的结果，生产的给定技术条件只是这种选择的前提。明确了这一点，还可以针对“演化经济学”的代表霍奇森的观点提出一个回应。在霍奇逊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主题无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劳动价值论，因为：“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价值被假定是与既定时刻所具有的最有利可图的技术相关的。价值量与这种技术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联系在一起。按照这个理论，在经济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多样性就不见了。而没有这种持久的多样性，自然选择就没有原料。饶有意味的是，马克思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一样，仅仅关注于单一技术的产生及其如何获得统治地位。”[74] 这就是说，价值概念是个决定论的概念，它排斥技术的多样性，排斥某种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
顺便指出，在成为“演化经济学”家之前，霍奇逊曾自认为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当时的他实际上是戴着斯拉法和斯蒂德曼的眼镜看马克思的。在成为演化经济学家后，他又对斯拉法主义做了批判。[75] 可是，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到，霍奇森的自我批评是不彻底的，他一方面屏弃斯拉法主义，另一方面却默认了斯蒂德曼在斯拉法的立场上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判。
经济生活中的多样性，是“演化经济学”所强调的理论主题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的跟这一主题无关吗？其实，在市场价值和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之间的不确定的联系中，包含着由下面两个环节构成的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首先是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条件的变化，其次是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作为一种选择机制（市场价值概念被用来解释这个机制）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中进行选择，也就是说挑选出标准的或有代表性的技术条件。标准的、或有代表性的技术条件，借用另一位演化经济学家麦卡佛（Metcalfe, S.,）的话说，“是经济过程产生的结果，而不是这个过程的给定前提。”而且，“所谓代表性取决于各种相关行为的协调方式，即便‘现实’行为者的各种个别行为是固定的(fixed)，所谓代表性也会随着经济过程而改变。[76] 也就是说，即便在相关部门中实际存在的各类技术条件及其比例没有变化，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也会随着社会资本积累的矛盾发展而变化。因此，整个过程并不像霍奇逊所说的那样，是以决定论的方式说明“单一技术的产生及其如何获得统治地位”，相反，马克思是通过市场价值概念说明了技术和资本积累过程的协同演化。
附 录
马克思两部类图式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均衡条件为：
C1+V1+S1=C1+C2+S1c+S2c （1）
C2+V2+S2=V1+V2+S1k+S2k+S1v+S2v（2）
用 (1)+(2), 得到：
αS1+αS2 +(C2+V1+S1k ) = S1c + S2c + S1v + S2v +( V1+S1k + C2) (3)
在等式两端，同时出现了下述各项C2 ，V1 和 S1k ，初一看来，似乎可以把这些项直接化约掉。但这样做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是错误的，因为等式两端的这些项虽然在数量上相等，但在使用价值的意义上是不对称的。在经济学意义上相互对应，也就是互相形成供给和需求的，是等式左端的C2 和右端的V1+S1k，以及左端的 V1+S1k 和右端的C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