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市场价值的两种理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按照鲁宾所倡导的第一种理论，商品的单位价值决定于生产的技术条件，单位价值（也就是商品的均衡价格）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决定了商品的销量，这两者的乘积便是生产一种商品所需的总劳动量。鲁宾认为，这里有三个起调节作用的量，即均衡价格，与均衡价格相适应的均衡产量，以及分配到该部门的均衡劳动量，这三个量都是经验中的波动数量的中心。而按照第二种理论，商品的单位价值等于分布于一个生产部门的总劳动量除以产品总销量。这样一来，前述关系就被弄颠倒了，本应作为结果的分布于一个部门的总劳动量，现在成了分析的出发点。这意味着，社会必要劳动和生产力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也就是说，照这种理解，即便生产力没有变化，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也能发生改变。[60]
针对鲁宾的这个批评，可以提出以下回应：生产力的变化促进了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展开、并以后者为中介影响着社会必要劳动的确定。从第（1）式看到，资本积累的矛盾归结为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一方面，剩余价值的生产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所谓需求归根结底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积累本身。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始终以生产既定不变的使用价值为前提，将难以避免产品实现上的困难，为进一步积累设置障碍。在《资本论》开篇，马克思就生产力的变化对商品两因素的影响提出了以下规律：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与价值量的变化成反比，与使用价值量的变化成正比。使用价值对价值的限制，归根结底来自于这两种方向相反的运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价值增殖会越来越依赖于使用价值的实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看作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实现的矛盾得以展开的驱动力。[61]
3．3 把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的区别引入市场价值理论
按照鲁宾的观点，生产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单位商品的价值，只要生产力水平不变，商品的价值也不会发生变化，因此这个价值是稳定的，由商品单位价值的稳定性可以进一步得出分布于一部门的稳定的、不变的总劳动量。与此相反，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则把商品的单位价值看作是随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不稳定的量。在鲁宾看来，这一理论完全否定了单位商品价值作为价格波动的重心、以及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调节者的意义；忽视了市场价格偏离市场价值的机制，混淆了价值与价格。[62] 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对这一批评做出回应。
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什么是价格？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求助于卢卡奇。卢卡奇把劳动作为一切目的论活动的原型，在劳动的基础上又产生了第二种目的论活动。在劳动活动中，目的设定以自然为对象，并通过改造自然对象以实现所设定的目的。另一方面，在第二种活动中，目的论设定往往不是以自然作为直接的对象，而且指向他人及其观念，甚至设定的目的就是让他人进行目的设定。卢卡奇把这类活动称作“第二种目的论活动”。[63] 商品交换或分配都属于这样的活动。和第一种目的论活动一样，在商品交换中同样存在着目的设定、以及目的论与因果律的辩证法，同样要实现观念的东西向实在的东西的转变。卢卡奇援引马克思的论述说明这一点：
“商品实际上是使用价值，它的价值存在只是观念地表现在价格上，价格使商品同对立着的金发生关系，把金当作自己的实际价值形态。反之，金这种物质只是充当价值化身，充当货币。因此金实际上是交换价值。金的使用价值只是观念地表现在相对价值表现的系列上，金通过这个相对价值表现的系列，同对立着的商品发生关系，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实际使用形态的总和。” [64]
在这里，价格，或者更准确地说市场价格，是商品所有者在观念上进行的目的论设定的具体形式。这个观点对于以下的分析是重要的出发点，它有助于从分析上厘清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在概念上的区别、厘清价值与价格的区别。商品交换的实质内容是用一种劳动交换另一种劳动，是“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65] 但这个内容严格讲来处在商品交换者的观念之外。对个别商品生产者来说，交换的直接目的，是通过价格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价格形式是用其他商品（这里是贵金属）的使用价值来表示商品自身的交换价值。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的区分，一方面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则意在把握这两个层面之间的联系。正如希法亭所指出的那样，劳动价值论力图在劳动生产率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之间确立规律性的联系，并通过价值概念在理论上把握这种联系。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出于这个考虑，规定了“价格”范畴，即把价格规定为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在《资本论》第三卷之前，商品按相同价格交换，同时是等量劳动时间的交换。必须强调的是，第一卷提出的这个“价格”范畴，与第三卷出现的“市场价格”是不同的，严格讲来，只有“市场价格”才是商品交换者观念中的目的论设定的具体形式，而第一卷所规定的“价格”范畴是纯理论概念，服从于特定的“思想实验”的需要。由于这个原因，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所谓“价格围绕着价值而波动”的提法是不准确的，这里的“价格”应该改换为“市场价格”。
但是，若再仔细考量，甚至“价值是市场价格的波动中心”[66] 这样的提法，也是有问题的。在这里，市场价格是一种具体的价值形式，它与价值实体在概念上是相区别的，在衡量尺度上也不相同，市场价格是用货币来衡量的，而价值的衡量单位是劳动时间。如果我们谈论市场价格围绕价值而波动，就等于将两者直接比较。因此，如果我们严格地使用这些术语，就应该表述为：市场价格围绕着某种均衡价格而波动。我们知道，按照鲁宾的意见，均衡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但鲁宾的这个解释只适用于短期的静态分析，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很难说与马歇尔的理论有本质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劳动价值论在分析上的主要用途并不在此，“价值是市场价格的波动中心”的提法，其实是要表达劳动生产率对价格长期运动的影响，只不过对这种影响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
在方法论上，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由日本宇野学派提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把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的区别运用于“转型问题”，而没有运用于市场价格和价值的关系。按照宇野学派的观点，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区分了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但他并没有系统一贯地坚持这种区分，第一卷还留有古典经济学的残余。[67] 宇野学派提出了一个价值形式理论，特别是把生产价格规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一种价值形式，并把这个观点运用于解决“转型问题”。伊藤诚指出，在“转型”中起约束作用的两个总量恒等式（即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平均利润），在理论上是无意义的，因为价值和生产价格分属不同的理论层次，一个是价值实体，衡量单位是劳动时间，而另一个是价值形式，衡量单位是货币。因此，像冯·鲍特基维茨那样把价值体系和经过“彻底转形”的生产价格体系直接相比较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宇野学派的这个观点，还得到了英国牛津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格林的支持。[68]
宇野学派的这些观点，对于重建市场价值理论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但是，宇野学派在理论上又是不彻底的，这体现在，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之间的区分并没有被运用到市场价值理论中去。按照本文第二节的介绍，在宇野学派看来，市场价值理论应看作是生产价格理论的一部分，两者应该统合在市场生产价格理论中。但是，市场生产价格与市场价值在概念上有什么区别，并没有得到交代，以伊藤诚为例，他甚至于否认市场价值和市场生产价格之间的区别。譬如，他写道：“经过重新表述的市场价值概念，和市场生产价格概念其实可以看作是等同的，……照这样界定的市场生产价格，仅仅是市场价值在考虑到不同部门的资本主义竞争时的具体化。”[69] 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一会儿把市场生产价格看作波动的市场价格的引力中心，一会儿又把市场价值看作这种引力中心。
如果把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的区别运用在市场价值理论中，市场价值便可简洁地规定为：以市场生产价格为媒介所支配的价值实体。事实上，伊藤诚在批评冯·鲍特基维茨的“转型”方案时，已经无意识地运用了这个概念。伊藤诚写道：“在我看来，我们必须考察价值概念的三个方面的关系，以便解决另人困惑的转型问题。（1）由给定的生产的社会和技术条件所决定的价值实体、或内含于各种商品中的劳动量；它决定了：（2）作为价值形式的生产价格。但仅仅考察这一关系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考察：（3）借助于生产价格，每个阶级或每个产业部门占有了多少作为已得到的价值实体（the acquired substance of value）的劳动量。生产价格作为一种价值形式不仅是由以生产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的价值实体所决定的，而且在价值实体即劳动的配置中起着中介的作用。”[70]
伊藤诚所强调的价值概念的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于资本价值运动的三个阶段，即生产，实现，以及补偿已耗费的投入以便进行再生产。这意味着，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在资本的运动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并与“价值确定的动态性”问题结合在一起。市场价值的确定不能脱离价值形式；在上述运动过程中价值形式不仅表现价值实体，而且调节和分配价值实体。
市场价值的上述规定，有助于我们纠正对价值规律的一个不正确的看法。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把价格规定为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价值规律的作用此时体现在：如果货币价值量给定的话，价格与商品的内含价值量是严格地成比例的。我们已经提到，马克思在第一卷这样做，是为了进行“思想实验”，即把价值作为把握劳动生产率和价格运动之间的社会联系的概念工具。在这里，价值形式的作用仅仅在于表现商品的价值，对于社会劳动的配置并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