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宾看来，以供求关系解释市场价值的错误在于，即便生产率没有变化，市场价值也可能因需求的改变而变化。按照鲁宾的假设，在生产的技术水平和产品价值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需求的长期变化只能来自于两种原因，要么是人口的购买力发生变化，要么是对该商品的需要出于社会或自然原因而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这两者一开始被鲁宾假设是不变的。如果考虑它们的变化，在鲁宾看来，第一，产品的价值也不会发生改变，所改变的只是均衡产量。鲁宾写道：“倘若生产的技术条件不改变，需求的增加或减少不会引起价值的升降，只会引起一个部门产量的增减。” [21] 第二，这两者的变化都被归于生产力的改变，因此归根结底需求的变化是生产力变化的函数。在鲁宾看来，这种解释维护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经济发展是由生产条件、由生产力发展的结构和水平所决定的。”为了说明由社会原因引起的需要的变化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鲁宾甚至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成功的禁酒宣传减少了对酒精饮料的需求；它们的价格暂时降低到价值以下，结果也减少了酒厂的生产。我们故意选择了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里，生产的下降是由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而非社会性质的原因所引起的。显然，反饮酒宣传的成功是由不同社会集团的经济、社会、文化和道德水平带来的，而这一水平的变化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条件的结果。这些社会条件归根结底可以由社会的生产活动的发展来解释。”[22] 这些观点剥夺了非经济领域的任何自主的变化，把鲁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化理解暴露无遗。
2．3 市场价值是隶属于均衡的概念吗？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鲁宾还从方法论上概括了以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价值的理论的“弱点”。在他看来，首先，第二种理论混淆了市场上的正常状态和非正常状态，混淆了不同部门之间均衡的规律和这种均衡崩溃的特例，均衡的这种崩溃只是暂时的。
第二，这样一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就被破坏了，因为这个概念假设了给定的生产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均衡的存在。
第三，第二种理论忽视了市场价格偏离市场价值的机制，每当市场出现不正常状况时，产品可以以任何价格来销售，他们不正确地理解这一点，把在这种状况下销售的价格当作与价值相符的价格。他们混淆了价格和价值。
第四，他们切断了社会必要劳动概念和生产力概念之间的联系，在第二种理论看来，即便生产力没有相应的变化，社会必要劳动也能发生改变。[23]
这些批评的核心（第一点和第二点），是把价值概念看作隶属于均衡的概念，在鲁宾看来，只有在均衡条件下，运用价值概念才是有意义的。[24] 在鲁宾的分析中始终包含着这样的假定，即把均衡看作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趋势，价值概念则是用来说明这种均衡的、比较静态的概念。这些假定与其说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不如说更贴近于新古典经济学。我们提到，他曾有意识地把市场价值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相类比。市场价值究竟是不是均衡概念？劳动价值论是不是一种一般均衡理论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看来，这是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这是因为，除了鲁宾，一些晚近的解释者（如森岛通夫）更明确地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看作新古典式的一般均衡理论。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的确频繁地使用过均衡（中译文一般译为平衡）这一术语。但是他对均衡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与新古典经济学截然不同。对新古典经济学而言，均衡是整个经济应该趋向的一种状态；作为经济理论中的隐喻（metaphor），它暗示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的信仰。而在马克思看来，均衡的实现是偶然的，他甚至曾这样说：“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25] 在他那里，均衡和非均衡是用于解释经济演化过程的分析工具，在概念上具有某种互补性，在下面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保持比例数或比例的铁的规律使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一定的职能；而在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诚然，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内在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量连接成一个自然的体系；另一方面因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26]
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与“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反趋势，是一对具有互补性的矛盾，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论及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矛盾的时候，曾有过如下方法论的说明，他说：“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了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27]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上述矛盾的互补性，还意味着它们可以相互转化，譬如，危机（这是非均衡的表现形式）便是均衡的瞬间恢复。
纳尔森和温特是演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们曾正确地指出：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由各种分散决策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如何形成了整个经济中的秩序。[28] 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秩序并不等于均衡，秩序毋宁说存在于均衡和非均衡的互补性之中。以研究长波理论而知名的弗里曼和卢科，也在方法论上论述了与此相关的问题，他们使用了“协调”这一概念（coordination），指出：“协调概念解释了，为什么存在着非均衡过程，以及非均衡过程为什么会受到约束；……为什么结构性的不稳定性持续地存在着，但又不会驱使整个系统朝向爆炸性毁灭。”另一方面：“存在着协调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就存在着和谐或均衡，不管均衡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特征，或者在其精确意义上指的是市场体系所具有的持久的动态稳定性特征。” 两位作者还写道：“马克思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作为整体’的协调过程的重要性，并把协调解释为各种基本趋势和反趋势——也就是冲突——的结果。”[29]
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石，旨在分析社会劳动的自组织过程，而不应成为某种一般均衡理论的工具。[30] 从这一点着眼，鲁宾对马克思市场价值理论的解释其缺陷是明显的，它完全忽视了市场价值确定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丢失了劳动价值论在分析上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下一节里，我们还将联系再生产图式对此做进一步分析，这里仅限于指出，将市场价值隶属于静态均衡条件的做法，和马克思的下述思想是直接相冲突的，——马克思曾把资本规定为“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31]，这个提法表明，价值确定是一个历经历史时间的动态过程，隶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各种矛盾。与价值的动态确定过程相伴随的是社会资本的价值革命，这种价值革命赋予个别资本的价值决定以不确定性，马克思就这种不确定性写道：
“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价值完成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销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如果社会资本的价值发生价值革命，他个人的资本就可能受到这一革命的损害而归于灭亡，因为它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价值运动的条件。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独立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的运动，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风险。”[32]
曼德尔也指出，由不间断的技术变革所带来的价值革命可以推论：“投入层次上的价值并不能自动地决定产出层次上的价值。只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以后，才能表明‘投入’的一个部分是否已被浪费。”[33] 这段话不仅解释了什么是价值确定的动态性，还揭露了以代数学的方式计算商品价值在方法论上的失误，这种方法假设投入的价值和产出的价值是一致的，抽象了价值确定中的动态性，也就是说，抽象了价值作为运动的“实体-主体”在时间中所经历的变化。[34]
显然，价值作为静态均衡概念，与这种不断经历价值革命的运动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绝非要用价值或市场价值概念说明某种先验的均衡，如果价值是隶属于均衡条件的比较静态概念，我们就难以设想价值作为实体-主体在时间中的不可逆运动。
鲁宾在强调市场均衡与价值确定之间的联系的时候，暗含了一点，即把劳动价值论看作解释商品绝对价格水平的理论。这种理解的确可以在《资本论》的个别段落里找到支持。[35] 但在别的地方，马克思曾明确地表示，解释商品的绝对价格水平在理论上只是次要的问题，他更关注于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商品价格的长期运动，他说：“不同商品的价格不管最初用什么方式来互相确定或调节，它们的变动总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价格就会降低；如果增加了，价格就会提高。”[36]
希法亭在回应庞巴维克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时，更加明确而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马克思不是把价值理论看作确定价格的手段，而是把它看作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的工具。经验教给我们，绝对价格水平是这个运动的出发点，但是，对别的问题来说，这个价格的绝对高度只具有次要的意义，我们所关注的只是研究其运动的规律。……价值规律向我们揭示的是，归根结底，生产力的发展控制了价格的运动，我们有可能把握这些变化的规律；并且，由于所有的经济现象都通过价格的变化而使自己表现出来，进而就可能达到对所有经济现象的理解。”[37]
如果希法亭的这个阐释是正确的，如果劳动价值论是为了解释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与商品交换价值变动之间的长期联系，均衡条件对于市场价值规定就未必是不可或缺的。相反，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动态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它被用来解释生产活动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通过交换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鲁宾本人这一点也曾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写道：“由于他们（按：指商品生产者）依靠劳动产品在交换中相互联系，他们在其生产过程中、在其劳动活动中也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他们必须考虑到市场上可推测的条件。通过交换和商品的价值，某些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活动影响着其他人的劳动活动，并引起确定的改变。另一方面，这些改变也影响着这些劳动活动本身。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之间互相进行着适应性调节。而这种调节只有当一个领域通过市场上的价格运动影响到另一领域时才是可能的，而价格的运动取决于‘价值规律’。……价值是传送带（transmission belt），它把社会一个领域的生产过程的运动传送到另一领域，使社会成为调节着的整体。”[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