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能帮助我确定的，是为生产一种具体产品所需要的劳动的具体支出。这个具体劳动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必要劳动，也就是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价值的形成，要在下述条件下才能决定，也就是说，我需要知道生产率的实际平均水平、这一生产力所要求的强度，还需要知道社会需要多大数量的这种产品。而这意味着，我们在向个人询问社会执行的职能。因为社会是唯一有能力计算价格水平的会计，而且社会为此目的所使用的方法是竞争的方法。在市场的自由竞争中，社会把一种产品的所有生产者所耗费的具体劳动当作一个整体，而且社会只偿付那些其耗费是社会必要耗费的劳动，因此正是社会表明了，具体劳动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参与了价值形成和价格的确定。而‘劳动券’和‘构成价值’的乌托邦则是建立在下述幻想的基础上：理论上的衡量尺度同时直接就是实际中的衡量尺度。与这种观念相适应的是把价值理论看作获得一张价目表的手段，这张价目表越稳定越公平越好，而不是把价值理论看作‘发现现代社会运动规律的工具’。” [10]

在这段话里，两种市场价值理论相安无事地并存着。这段评论展示了希法亭在理论上的正确本能，因为在他看来，以上两个因素显然在竞争中共同决定着商品价值的形成。

历史上围绕市场价值理论的争论，最早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和苏联。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维埃经济学家鲁宾（I.I. Rubin）的著作反映了这场争论，鲁宾对争论双方的立场做了这样的概括：“社会必要劳动的‘经济学’概念在于，……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生产率（它表现为在给定的平均技术条件下生产一种商品所必须的劳动量），而且取决于社会需要或需求。这个概念的对手（即那些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技术’决定的人）则反对道，需求的变化，如果没有伴随着生产率和生产技术的变化，只能带来市场价格对市场价值的暂时的偏离，而不会给平均价格带来长期的永久的变化，也就是说，不会带来价值本身的变化。”[11]

此后，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一直存在着这两种对立的态度,而且，后一种态度可以说在传统上具有更大的影响，日本学者伊藤诚（Makoto Itoh）曾恰当地指出了个中原因之所在：“如果供给和需求的比率决定市场价值的水平,那么价值由生产这种商品的内含的抽象劳动量所决定这一点,就会受到损害，而且这样做类似于边际主义以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的理论。为了避免这一立场,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在传统上偏爱马克思对市场价值的第一种定义,把市场价值理解为由生产一种给定商品在技术上所需要的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的。”[12]

斯蒂德曼的观点，正是建立在第一种定义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部门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给定的，市场价值就是一个确定的量。不过，要注意的是，即便根据这种解释，市场价值也并不是预先给定的，这是因为市场价值不是在唯一一种给定的技术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一个既定的部门内存在着技术和生产率不同的企业，它们各自所生产的商品有着不同的个别价值，这些个别价值通过市场竞争转化为市场价值。

尽管在《资本论》里留下了多处关于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的提示(在下文中，“市场价值的第二种理论”和“市场价值的经济概念”是在意义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在集中讨论市场价值的第三卷第十章，马克思却主要按照第一种理论的方向发展了市场价值理论。为了便于讨论，马克思把每个生产部门的企业被分为三类，即在高于平均生产条件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企业，在平均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企业，以及在低于平均生产条件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企业。由哪种生产条件决定市场价值，取决于在三种条件下生产的产量在总产量中的比重，并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供求条件的对比。譬如，如果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占据多数，市场价值就由最好的技术条件来调节。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此时中等或劣等生产条件调节市场价值，那么拥有最好生产条件的企业就会获得超额利润，其产量会大量扩张（按照假设，这类企业的数量在部门中也占据着多数），并导致市场出现过度需求，使市场价格与生产率高的企业的价值相适应。类似的推论也适用于相反的情形，即中等或劣等生产条件的企业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鲁宾以及后来的罗斯多尔斯基主张在这个意义上解释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罗斯多尔斯基说：“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市场价值只能在由三种生产类型中的某一种所决定的生产条件（从而也是由个别价值决定）的限度内运动。”而且，“如果由于市场的变动，大多数商品按照高于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或者相反，按照低于在较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的价值出售，市场价格就会在实际上偏离市场价值。”[13]

按照这个解释，供求因素对市场价值的影响被局限在一个限度内，也就是说，供求可以使市场价值在最坏或最好的生产条件间变动，但只要超出这个范围，供求就只影响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的偏离。这种偏离被看作是由过度供给或过度需求所引起的，而市场价值的确定预先假定了正常的供求形势，假定了特定技术条件居主导地位下的市场均衡。鲁宾认为，马克思严格区分了下述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生产率最高的那一类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占据多数，市场价值也由这一类企业的个别价值所决定。另一种情形是，市场价值在正常条件下由该部门的平均价值所决定，但是由于过度供给，市场价格低于（笔者按：原文为“高于”，应有误）市场价值，并且这个市场价格是由生产率最高的那一类企业的个别价值所决定的。在第一种情形下，产品按照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的个别价值出售，意味着市场处于正常状态，在该部门与别的部门之间存在着均衡。而在第二种情形下，虽然产品也是按照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的个别价值来出售，但这是由市场上不正常的过度供给所引起的，并且会不可避免地造成该部门生产的减少，也就是说，此时在社会生产各个部门之间不存在均衡。在第一种情形下，商品按照市场价值出售，在第二种情形下，市场价格偏离了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市场价值。[14]

因此，在鲁宾看来，市场价值的确定总是和再生产均衡联系在一起的，他写道：“市场价值是与理论上界定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均衡状态相适应的。如果商品按照市场价值出售，均衡就得到维持。或者说，该部门的生产就不会不顾其他部门而扩张或收缩。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均衡，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协调，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的一致——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密切联系和共存的。”[15]

2．2 鲁宾对“市场价值的经济概念”的批判

鲁宾把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称作“市场价值的经济概念”，并对其展开了细致的批判。他从这个理论所注重的需求（demand）概念着手，对需求概念做了特殊的规定，把对商品的需求看作仅仅决定于该商品的价值。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马克思曾经提到，需求取决于该商品本身的价格，或者说与价格成反比。鲁宾深入地讨论这一点，他说：“需求只有相对于一个给定的价格才是确定的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一般而言社会需要、有购买力的社会需要、或相应的需求，并不代表固定的、可以准确规定的量。一种特定的需求量是由一种给定价格所决定的。”[16]

鲁宾设计了一个商品的需求表，在这个表中，有无数价格分别与其需求量一一对应。鲁宾认为，在这些由价格和需求量构成的组合中，只有一对是长期稳定的均衡组合（即均衡价格与均衡需求量）。他提出，如果给定对该产品的社会需要（social needs）和现有人口的收入水平，均衡价格将确定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均衡需求量，而不是相反。这里的“均衡价格”指的是由市场价值决定的价格。鲁宾写道：“倘若我们假设一个既定的需要水平和既定的人口所有的收入水平，那么技术的状况决定了产品的价值，而价值又进而决定了正常的需求量，以及相应的供给量。”[17] 实际的市场价格和需求量将围绕着这对均衡组合而波动；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市场价值或均衡价格的水平，就会迫使这个部门减少产量，资本就会流到其他部门；反之，就会出现相反的调整过程。因此，与市场价值和均衡产量偏离的价格和产量，不会维持长久。值得指出的是，鲁宾还明确承认，“均衡价格”和 “均衡数量”的概念来自马歇尔。[18]

在鲁宾那里，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决定了商品价值，单个商品的价值（或均衡价格）决定了需求量，需求量又决定了供给即产量。[19] 这个逻辑顺序包含着以下假设：劳动生产率通过改变均衡价格而改变需求量，而需求调节着产量。而在马克思那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不仅会引起需求的变化，而且同时带来供给即产量的变化。马克思强调，劳动生产率在引起商品价值（在货币价值不变时也就是价格）下降的时候，还引起使用价值量的增长。这两个过程是由同一个原因引起的并行的过程，是推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矛盾发展的动力。

鲁宾在均衡价格和需求量之间建立的因果关系，还以下述假设为前提：即假定社会对某种商品的需要和既定人口的购买力都不变，对一种产品的需求量取决于该产品的价格，并当这一价格变化时需求量才发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鲁宾在概念上区分了对某种产品的社会需要（social needs）和需求（demand），所谓需求指的是能在市场上找到买者的商品量，更进一步说，需求的正常水平取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对于需要的概念，鲁宾则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只是强调需要可因经济以外的外生原因而变动，譬如，天气变化可以导致对棉布的需求发生变化。[20] 正是由于他把需求和需要在概念上严格地区分开来，才得以把需求定义为由商品的单位价值量所规定的、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买主的商品量；需求变化的原因也被归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这样一来，他就把需求变成了完全依从于价格变化的从属变量。下面的分析将指出，需求并不只是产品价格的函数，对需求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资本家阶级的积累活动。由于这个积累的规模是无法预先确定的，全社会的有效需求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按照鲁宾的主张，这种有效需求取决于商品的单位价值，而价值又取决于某个部门既定的技术水平，那么需求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预先确定的。这显然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