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第一，恩格斯的方案依然是同质劳动相比较，异质劳动相比较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第二，且不说消灭固定分工的理想能否实现，就算能实现，依《哥达纲领批判》的分析，那也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事，因此，社会主义阶段仍旧存在的由固定劳动分工引起的分配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恩格斯清楚地知道问题的存在，对此他有一个进一步的解决方案。他说：“现在怎样解决关于对复合劳动支付较高工资的全部重要问题呢？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培养熟练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熟练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合劳动的成果，即所创造的比较大的价值的成果也归社会所有。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74] 恩格斯这个方案至少忽视了下述事实：复杂劳动能力的形成决不能简单地由培养费用来解释；复杂劳动力的培养更多地取决于被培养者的天赋、学习的勤奋程度等等，培养费用只是生成这种能力的条件之一。实在说，这一方案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取消问题。这一困境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一具体问题上没有实现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恩格斯这里的论述只是重复约·勃雷1839年的《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一书中的意见[75]。

对异质劳动进行量的比较，甚至在据称已经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地方，依然是经济学家们感到困扰的问题。蒋学模先生上世纪60年代曾说过：“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是劳动核算中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关系，这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问题，很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76] 迄今为止的种种努力劳而无功，症结何在？我们看到，研究和讨论总是围绕着技术问题兜圈子。但是，等量劳动相交换原本不是技术领域的问题，因此，从学理上说，困难不会在技术领域里求得解决，而只能从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中，从固定劳动分工的消灭中寻找出路。固定劳动分工不消除，按劳分配就至多是一个有待验证的经济学假设。

历史上有许多自发形成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其有效运行可以无需理论之助。但对于一个自觉设计的社会制度的有效运行来说，科学的理论说明便是一个必要条件。按劳分配便是这样一种自觉设计的经济制度。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按劳分配制度，决非偶然，重要原因之一是，理论说明和制度设计原本就有缺陷。在分配制度上，20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主要是平均主义。在纯粹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一旦按劳分配无法实施，又不能实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才会有的分配方式，余者只剩平均主义了。

还是回到米瑟斯。既然谈到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我们就来进一步看看米瑟斯对这两者的一般关系做何理解。他说：“人们一直以为，劳动价值论为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要求提供了必要的伦理基础。我们现在知道，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要求既不需要也不接受劳动价值理论的支持。”[77] 这段话的后一句再次暴露了米瑟斯的不足。“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是需要并接受劳动价值论的支持的，只不过这种支持同时需要其它相关理论的辅助。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生产。但是，先有价值才谈得上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的生产以价值的生产为前提，就是说，以商品生产为前提。商品首先必须是使用价值。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看，使用价值中凝结的价值从而剩余价值是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使用价值生产中所需的活劳动愈来愈少，这意味着，使用价值中的价值量将日趋减少。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应用趋向于使生产完全自动化。自动化的发展将使劳动者日益脱离使用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从理论上说，这一过程的极限是使用价值中的价值量从而剩余价值量趋向于零，而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资本主义，就是说，即使没有任何其他因素的干预，资本主义也会随着生产自动化的发展而自行消亡。马克思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的形式。”[78]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十分清晰，米瑟斯不知道这一点，可能是他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缺乏了解。

不过，米瑟斯毕竟是米瑟斯，当他说“人们一直以为，劳动价值理论为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要求提供了必要的伦理基础。我们现在知道，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这表明较之今天许多人，他对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理解可能略高那么一二筹。在近些年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经常可以看到有人把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理解为某种“伦理的”联系。为了顺利贯彻所谓的“按要素分配”的政策，一些听说过劳动价值论这个词的人忽然觉得这一理论碍手碍脚；他们以为，价值既然只能由劳动创造，理应只能由劳动者参与分配，因此，劳动价值论与按要素分配是矛盾的。他们既然认定劳动价值论与现行分配政策相矛盾，而现行分配政策又不可易移，于是便想到要对劳动价值论进行“深化”。这些勇士们不知道，在从事他们伟大的深化工作之前，有必要先“深化”一下自己的阅读。第一，如果读一下罗伯特·欧文或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者如威廉·汤普逊的作品，例如他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分配原理的研究》，就会看到，早在近200年前，也就是在我大清嘉靖年间，欧洲的先贤们已经“深化”出今天许多人所理解的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遵循着与今天某些人所持的“谁创造，谁分配”相同的伦理逻辑，罗伯特·欧文们创新出一种被称为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的东西，他们以劳动价值论为伦理依据而直接推导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但是，这种“深化”是一种与前进方向相反的运动；这种把科学理论与伦理要求混为一谈的努力，是开科学的倒车。第二，如果读一下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特别是试图在自己的体系中彻底贯彻劳动价值论的李嘉图，就会看到，劳动价值论完全不碍事。这两位大师坚持认为资本的利润完全来自雇佣工人创造的价值，但他们并没有感到他们信奉的劳动价值论有任何不便；他们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既不曾想到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也没有想到要改变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是他们的感觉迟钝而无力觉察其中的矛盾吗？不是的。他们清楚地知道，价值创造所遵循原则不同于价值分配所遵循的原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按要素所有权的原则分配的。顺便说，“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说法是一种相当糊涂的观念，这种观念把按劳分配视为不同于按要素分配的东西。事实上，任何经济制度下实行的都是按要素所有权分配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假如能够实现的话）不过是按要素分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特殊形式——它是生产资料要素归社会占有而劳动力要素归个人占有条件下的分配方式。

把作为科学原理的劳动价值论变成表达社会愿望的伦理前提；硬逼着劳动价值论的关公大战按要素分配的秦琼；按劳分配的白马原本属于按要素分配的马，却硬要白马与马相结合。谁能说出这是混乱的几次方。

事情本来早已弄清楚，马克思学派著作家从来都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去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从所有制关系出发去说明分配制度；另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没有也不可能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直接引申出分配制度。把本来已经清楚的问题搞乱，此等近200年开科学倒车的接力，不能不说是思想史上的奇观。

六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证中，马克思恩格斯预言无产阶级将取代资产阶级而管理经济和社会，一个重要理由是，他们认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已使资本家阶级成为多余的阶级，相应地，他们认为新兴无产阶级有能力比资产阶级更好地管理经济生活。因此，对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和社会职能的认识，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社会主义者曾经认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已经清楚，在实践上也已经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使资本家阶级在很长时期里在许多国家里没了踪影。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初步造就了一个新的私营企业家阶层，这个长期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群体重现中国社会，自然会成为议论的热点。有人呼唤“像样的”私营企业家出现；有人虽不否认这个阶层存在的必要，但始终把他们视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有人对私营企业家给予极高评价，认为他们的劳动是高级智力劳动，是稀缺资源，他们在信息极不完备的条件下，把分散的资源寻找出来，串联组合，使社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在这种意见分歧较大的情形下，《社会主义》一书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想必是读者感兴趣的。不必说，在这个问题上，米瑟斯照例与马克思学派唱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