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提供的剩余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些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2]。

恩格斯的论述至少有三个要点：第一，生产高度发达和产品极大丰富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第二，阶级划分实质上是社会分工的一种表现形式，阶级消灭的前提是固定劳动分工的消除；第三，分工的消灭与劳动乐生密切相关。

阶级的消灭、固定劳动分工的消除和劳动乐生这三大目标之间关系密切：劳动乐生是前两者的前提，而劳动乐生又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劳动无从乐生，从而固定分工和阶级也无从消灭。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面对着大众不得不从事十分艰辛、有时是肮脏甚至危险的劳动这一现实，如何安排这类劳动，如考茨基所言，“成了全体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块绊脚石”[13]。考茨基提到了莫尔和傅立叶的困境：莫尔为解决劳动艰辛问题而在乌托邦里保留了奴隶[14]；傅立叶则“企图通过在工作中导入一种心理学的往往是异想天开的动机来排除这个绊脚石”，他想利用儿童不讲卫生的天性，让他们去从事那些肮脏的劳动[15]。

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看来，这一问题不难解决，解决之道是大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工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留给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只有少数没有内容却容易学得的看管机器或化学过程的操作了”；“机器操作的单纯化，正为工人提供了可以随时调换他工作的机会，使得各种筋肉神经能够轮流活动，这些筋肉的和谐动作，正像现在完全非生产性的体操一样，使人振奋活泼”；至于脏累艰险的工作，“只要人们认真研究近代技术，这一类问题没有不能解决的”[16]。在未来理想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着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7]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可以被概括为一种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基础的消灭固定分工从而消灭阶级的社会理想。生产力的无限增长、劳动乐生和固定分工的消除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观点，自然会成为米瑟斯批评的对象。

在对生产力的发展亦即对人类的生存条件及前景的理解上，米瑟斯及其所属学派

与马克思主义正相反。在他们看来，生存资料短缺是人类的宿命；正是因为短缺，才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也才有以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这也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以短缺为基本预设的经济学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进行批评时，必定会围绕这一预设做文章。米瑟斯说，“在天真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个世界足以使每个人幸福和满足。产品的短缺只是不合理的社会秩序造成的，它一方面限制了生产力的扩大，另一方面通过不平等的分配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米瑟斯认为，“那种无论在哪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大自然都会赐我衣食”的愿望，只是一个古老的幻想。严酷的事实是，“大自然没有赐予我们任何权利，正是由于她供给我们的生存资料极为匮乏，并且需求实际上是没有止境的，人们才被迫从事经济活动。”[18]米瑟斯的恩师冯·庞巴维克的批评更具概括性，他认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事实上是对人类的整个生存条件，即短缺这一核心问题的批评；同资本主义一样，生存资料的短缺也是社会主义不得不面对的问题[19]。

在米瑟斯的批评中，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其主要论据之一。他写道：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生产资料社会化将使得生产力空前增长，这有可能驳倒马尔萨斯们，这个世界足以使每个人美满和富足，然而“马尔萨斯人口规律和收益递减规律粉碎了这一幻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超过一定限度之后，便不会再伴有财富的相应增长；超过这个限度，人均产量就会将下降”。因此，虽然马尔萨斯在整个19世纪受到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社会主义者的猛烈抨击，但在米瑟斯看来，“他们并没有驳倒他。今天，可以认为关于人口规律的讨论已经结束”[20]。

米瑟斯认为，既然短缺是人类宿命，劳动乐生也就成了虚妄。人类欲望无限，因此，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只有通过增加劳动，方能满足需求，而劳动，即便是充满乐趣的劳动，超过一定的限度也会使人厌烦。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随意的职业变换亦即固定分工的消除来解决劳动厌烦问题，米瑟斯认为在经济上是不可取的。首先，职业实践的减少会导致劳动技能的降低；其次，职业的变换之间将有时间损失——这极易使人联想到20世纪五十年代后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有关机会成本的内容。此外，对劳动的厌烦很少针对的是某一具体工作，而是工作时间的延续导致的身心疲倦，通过变换工作而从另一种形式的劳动中获得乐趣的想法不见得奏效[21]。

如果劳动乐生成了虚妄，劳动分工的消除从而阶级的消灭也就成了空想。在米瑟斯看来，劳动分工的存在并非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而是永恒的自然现象：“分工发祥于自然界的两个事实：人类能力的不平等和地球上人类生活的外部条件的多样性”；“说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意味着社会就是分工”；“分工乃社会的本质”[22]。既如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社会分工就是天然合理的：“人不是完全平等的。有人天生是领袖，有人只能跟着走……我们不可能都当先驱：大多数人既无这种抱负，也缺少必要的能力”；“因为不能独立思考，大众才追随……有教养的人”；“未雨绸缪，提前行动，采用新的方式，永远只是少数人，即领导者的事情”[23]。

从整个20世纪社会主义的经验，从资源条件对经济的约束以及分工日趋细密的发展看，至少可以说，米瑟斯的批评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生产力的发展前景问题上，在经历了自19世纪以来占主流的乐观主义倾向之后，人们的认识在20世纪七十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1972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为标志，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遭到质疑。报告认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使地球不堪重负，因而报告提出了经济零增长理念。报告提供的资源评估或有偏差，相关观点或可争议，但该报告标志着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的转变。就在该报告发表的同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会议上首次将环境问题列入国际政治议事日程，这不是偶然的。增长的极限、零增长、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广被接受，至少表明物质财富无限增长的观念是需要商榷的。

短缺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米瑟斯还谈到了另一种重要的短缺——时间短缺。他说：“显然，可供使用的劳动也是有限的：一个人只能从事一定量的劳动。即便劳动完全是一种享受，也必须节约利用，因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人的精力不是取之不尽的。即便是悠闲自在的人，没有钱财方面的顾虑，也必须对他的时间做出规划，即对消磨时间的不同方式加以选择。”[24] 在此问题上，米瑟斯堪称丹尼尔·贝尔的先驱：半个世纪之后在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时间短缺是作为一种“新的匮乏”提出来的[25]。这里有必要指出，对于时间在经济活动中的意义的理解，马克思比米瑟斯深刻的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早已指出：“正像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约。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经济规律。”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26] 但是，如果闲暇时间本身是财富的尺度，而且像米瑟斯和贝尔指出的，它的“供给”是有限的，人们就可能会为闲暇时间的支配而发生竞争，这却是马克思没有谈到的。如果不但物质资源的短缺不可避免，而且闲暇时间的短缺更无法克服，那么，以财富极大丰富为预设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