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的纯洁光辉”抱有坚定的信念，但是他们对科学、技术和人类进步仍然表现出了复杂的态度，这在他们分析对土地的剥削利用的段落中可以看出来。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农业中引入了机器和大规模生产，因此，“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马克思还说，正是资本家手中的这种科学和技术，通过变成既剥削工人又剥削土地的一种力量，从而“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常常遭到指责，说他通过经济学中的价值分析，贬低了自然的价值，为人类过度利用自然进行辩护，因为价值分析把一切都归功于劳动，因此否定了——批评家的指责就是这么说的——自然的任何“内在价值”，而把自然看作是给资本的一份“免费礼物”。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在这里表现得极为明显。然而，这样的批评是错误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自然是给资本的一份“免费礼物”这种观点。这是由古典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尤其是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中得到强调。甚至在今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也存在着同样的观点。例如，在广为使用的坎伯尔·麦克康奈尔写的经济学入门教材第10版中，我们可以找到下述内容：“土地指一切在生产过程中有用的自然资源——一切‘自然的免费礼物’。”“在该书上接着还写道：‘土地没有生产成本；它是‘自然的免费的和不可再生的礼物’”。

马克思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下，自然未被赋予任何价值。他这样写道：“在生产一种使用价值、一种物质产品例如小麦时，土地是起着生产因素的作用的。但它和小麦价值的生产无关。”资本主义条件下小麦或任何商品的价值从劳动中产生。但是，这表明了资本主义及其只局限于交换价值的财富观念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对马克思来说，真正的财富是由使用价值——生产的一般特性组成的。因此，为使用价值的生产作出贡献的自然就像人的劳动一样是财富的源泉——的确，马克思一贯认为，从物质方面来判断，劳动只能改变自然最初所提供的物质的形式。他在《资本论》的开头曾写道，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物质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实际上痛斥了他那个时代的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源泉，并且无视自然的作用，从而“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条件下的财富，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去看待，它为人的创造力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它扩大了自然所容许的并符合自然条件的相互交往的范围。

革命的必要性

约瑟夫·熊彼特强调说，《共产党宣言》中最富独特和最深刻的见解之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技术推动力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技术革新推动力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要求“对生产不断进行革命性变革”以便继续存在下去。实际上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内在动力的认识，使马克思极为全面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对自然，以及对其自身之外的一切东西的影响。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写道：“因此，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主义才创造出也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自然界第一次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

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但是，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

无限的积累欲望、生产资料的不断革命化、使它自身之外的一切东西服从于它自己的商品逻辑——马克思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骇人的毁灭力量的一部分。资本只是把自然看作是一个对象，看作是有待克服的外在限制。马克思针对培根的伟大格言“只有服从自然才能征服自然”——培根在这一基础上也主张“征服”自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读到过。因此，他极力反对和当时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片面性、工具主义的和利用的关系。尽管资本很“狡猾”，但资本未能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些自然条件不断显示自己的威力，结果是，“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与马克思同朝代的其他思想家不能够，也许直到今天也没有别的思想家能够如此卓越地完全把握住了自然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

事实上，在生态学领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大部分源自后唯物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生态学。这种生态学在今天已不再有什么影响了，它已被唯物主义生态学的发展壮大所取代。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社会生态学常常是围绕“后唯物主义的命题”建立起来的，即环境问题只有在富裕的条件下才会产生。对发展的极限的强调被视为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制造了一种绝对的冲突，它常常使人们忽略从政治经济学方面对环境退化进行研究。相反，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文化因素上，这些文化因素常常从物质条件中抽象出来——诸如以人类为中心的文化与以生态为中心的文化的对立的问题。然而，近十年来，随着诸如全球变暖、对臭氧层的破坏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物种灭绝这些问题上升为有关生态学的讨论中的前沿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人类日益关注生物圈的未来。社会生态学分析家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可持续发展、环境方面的不公正（或者说环境退化与阶级、种族、性别和民族国家的对立交织起来）以及共同进化这些问题上。

毫不奇怪，在这种不断变化的背景下，马克思对构成人类社会基础的自然条件这问题的认识——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对土地的剥削利用和其他形式的剥削之间的联系，以及强调不断发展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所具有的互相依赖和“物质变换”的特点——应该激起人们新的兴趣。在所有这些方面，马克思都走在了当代最新的环境思想的前头。

然而，马克思对环境问题的看法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不很恰当，这非常明显地反映在《共产党宣言》中。《宣言》首先是一个革命文献，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早期阶段就在他们的分析中注意到了生态矛盾，但这些矛盾在他预期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中将不起多大作用，或者说根本不起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持续的时间将会比先前的生产方式短得多，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以及该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将使它迅速走向灭亡。这样，他们认为，他们已觉察到生态问题对共产主义的未来比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更明确地把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写进《宣言》这一共产主义纲领之中，而不是写进他们对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条件的评价之中。

今天，这种看法显然是不适当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它们无疑是促使该制度走向灭亡的主要因素——生态学现在已成为非系统地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源泉。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整个观念必须相应改变。马克思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土地将“被改良后”传给后代——提出了设想，在按照集体实现人的需要的原则组织起来的、重新建立的社会制度的背景下，这种设想——从社会方面和生态方面来看——也许是迄今为止对一个可实现的理想社会所能提出的最完整的设想。因此，它是阐述真正革命的社会生态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今天，我们必须赋予《国际歌》中的两名著名歌词比原来更全面得多的含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资本论II P260~261

关于房地产

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只能大规模经营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或者完全不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而由公共团体或国家出资兴办(至于劳动力，在较早的时期，多半实行强制劳动)。或者那种需要较长劳动期间才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靠资本家自己的财产来生产的。

例如，在给私人建造房子时，私人要分期垫款给建筑业主。因此，事实上他是按照房屋的生产过程的进度，一部分一部分地支付房屋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