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自然与人类历史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他们以此为根据尖锐地抨击了他们那个时代的那些保守的浪漫主义者，这些人力图把未被毁坏的自然这样一种观念当作他们自己和社会的理论基础——作为反抗资本主义的充分依据。因此，在批判把源于封建时代的农村制度理论化的做法时，他们并不因此而拒绝“未被毁坏的自然”——尽管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把原始状态的自然理想化。的确，马克思认为，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以下的事实是很重要的，“大家知道，英格兰没有真正的森林。贵族们的鹿苑中的鹿长得像家畜，肥得像伦敦的市议员一样。”而在苏格兰，为了猎人的利益（以牺牲农业劳动的利益为代价）而建立的所谓“鹿林”中只有鹿，没有树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写道：“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
可持续发展和地球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革命变革的十项措施不仅包括以下内容：“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以及（前面提到过的）“9、……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而且也包括以下内容：“7、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在他们思想发展的这一阶段，他们在“改良土壤”这样的问题上接受了一种可能被认为是早期的主张保护自然资源的观点。他们从很早开始（恩格斯早在1843年）就受到伟大的德国土壤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开创性的研究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李比希是资产阶级在农业领域的科学研究中最伟大的代表，他们从李比希那里，也从其他一些人如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安德森那里了解到把取自土地的营养物质归还给土地的必要性。因此，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他们“按照总的计划……改良土壤”这一要求。
马克思认识到，资产阶级就像利用贸易的其他每个要素一样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或土壤。马克思在1852年写道，对资产阶级来说，“土地应该成为市场的商品并按照贸易的一般规律来使用。应该有纺纱业和棉织业工厂主，也应该有食品业工厂主，但不应该再有任何地主。”
从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写《资本论》时，他受到了欧洲和北美出现的、对土地或土壤危机的普遍关注这一状况的影响，这场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农业中采用的土地使用形式所引起的——一些思想家如李比希、苏格兰化学家詹姆斯·芬·韦·约翰斯顿和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的著作中都对这种危机作了明确阐述。在1859年，李比希认为，商人的“经验农业”导致了“掠夺制度”，在这种掠夺制度中，土壤的“再生产条件”被破坏了。“随着一年又一年的生产和轮作”，土壤中的营养物质（比如氮、磷和钾）“被带走了”。无论是美国农业的粗放式耕作制度，还是欧洲农业所谓高级的耕作制度都是“掠夺”的形式。相反，“合理的农业”会把“土地肥力的条件还给土地”。
马克思对农业状况和土壤危机的忧虑，使得他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对环境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他主要关注生态的退化（破坏土壤营养循环）、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在他的分析中，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变革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结束对资本主义地租的批判的一章时写道：“大土地所有制使得农业人口养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
在我们这个时代，可持续发展被布龙特兰德（Brundtland）委员会定义为“满足目前的需要、而不危及子孙后代满足他们的需要的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所强调的恰恰是这个意义上的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这是他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土地或土壤危机的结果，并且这成为他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本人是这样说的：“特种土地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这种种植随着这种价格波动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
的确，对马克思来说，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未来人类发展的中心问题，因为马克思知道超越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矛盾对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他指出，“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是“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看作是自然强加给人类生产的必不可少的东西。马克思所理解的这种含义具有真正的全球性意义：“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不走资本主义社会破坏生态的老路，而是设计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解决办法，这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对社会进行彻底变革的问题。需要进行的根本变革就是向一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所控制的社会转变，这个社会的特点是自由时间的扩展和集体——民主组织的扩大，并且对自然和人类社会采取一种非工具主义的态度。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须进行的革命变革之一是结束私有制中“对土地的垄断”。马在提到詹姆斯·约翰斯顿对19世纪中叶的土地贫瘠状况所作的分析时确信，“真正合理的农业到处都在私有制上碰到不可克服的限制”。
马克思是“普罗米修式的人”吗？
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一书中认为，马克思著作中那些主张“自然不仅仅是人类历史借以展示的手段”的段落大部分只出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但总的说来，马克思的著作中“很明显地”包含着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这意味着，生产技术得到歌颂，而对自然却简单地采取了工具主义的态度。的确，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会受到尖锐的批判，因为“他对变革阶级制度下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的关注并没有延伸到对自然的剥削利用之上”。但是，前面的讨论表明，吉登斯在第一点和第三点上对马克思的指责（即在他的“早期著作”之后就放弃了对生态问题的探讨，以及不承认对土地的剥削利用）被许多证据是不对的。马克思曾一再提到对土地或土壤的剥削利用，他在后期著作中甚至提得比在早期著作中还要多。的确，如马西摩·奎尼所指出的，马克思“在现代资产阶级的生态意识产生之前就已谴责了对自然的掠夺”。
但是，吉登斯对马克思还有其他的指责吗？说马克思对自然持“普罗米修式的”（这里指生产至上的或工具主义的）态度这一指责是什么意思？如此一般性的批判——如此泛泛而谈和如此包罗万象，以至于人们通常认为没有必要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它——不仅吉登斯提出过，而且其他许多人，如特德·本顿、凯特·索伯、罗宾·埃克斯利、约翰·克拉克和维克多·费吉斯等不同的思想家也都提出过。
如果指责马克思是个“普罗米修斯式主义者”，意思是说他根据启蒙运动传统，坚信理性、科学、技术和人类进步，常常歌颂人类日益增强的对自然力的支配，那么，不可否认，情况正是如此。在这里，我们只要看看《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颂扬资产阶级的段落就行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然而，以此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科学、技术和人类进步这一观念作出任何批判，这是错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意识到，科学和技术可能会被资产阶级文明误用和歪曲，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文明这种社会形式“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说，由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力的科学和技术来支撑的现代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所有制关系这部庞大的机器经不起它自身创造的成就的冲击，从而导致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现代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产生。而且，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的那样，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与现代科学和技术相结合而产生的同样的生产力，不仅导致了对人类的剥削，而且从损害了地球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这个角度来看，也导致了对地球本身的剥削。
罗宾·埃克斯利在她的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环境保护主义与政治理论》中写道：“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技术成就，并且……彻底吸收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信念，认为科学和技术进步是人类得以战胜和征服自然的手段。”然而，马克思在1856年4月发表的《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下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退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和毋庸争辩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