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欧洲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确立了大工业。伯恩斯坦根据这种情况，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做了新解释，他认为：马克思的价值，是一种思维构想，当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抽象后，劳动价值是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而得到承认，剩余价值是商品的劳动价值同对于生产商品时工人消耗的劳动力的付款之间的差额，这实际上是以假说为根据的一个公式。 他解释说：生产费用对价值量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谁也不会把起码说还不能补偿生产费用本身的商品继续往市场上送，而对于超过生产费用出售的商品，不久就会出现竞争，把价格压低。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对需要的分析。需要，自然要与总起来构成市场的各个阶级的购买力有关，也就是说，效用、需要，是通过有效购买力实现的。因此，应该寻求劳动与资本结合的最有效的形式。伯恩斯坦在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下做出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违背马克思阐述价值概念的方法论，也符合恩格斯的有关价值是费用与效用的关系理论的原意。当然，他对恩格斯有关和平进入社会主义与暴力革命的关系的理论解释并不完全符合恩格斯的完整思想体系。
中国的革命是在充分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才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也才由此站了起来。因此，中国革命与俄罗斯十月革命的历史真相完全不同。但在20世纪中期后的经济建设中，主流的经济思想强调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强调要对资本主义改造，强调要限制市场经济的发展，强调经济工作要算政治账，而不算经济账。虽然孙冶方也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但他从社会化大生产意义上，以一个非商品的视觉，把恩格斯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理论，运用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中国化了的经济学语言对上述经济建设的指导导思想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充分展现了生产费用对效用的 关系的理论的生命力。他在多篇文章中都讲：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去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人类生活的好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效率的高低,要以更少的劳动投入获得更多的有用产品；或者说，要减少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是一切经济问题的秘密。回答一定的劳动时间内生产了多少产品，这是劳动生产率问题；回答单位产品中包含有多少劳动时间，这是价值问题，是用最小的劳动耗费如何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最小最大，实际上是一个把个别的、局部的劳动还原为大多数的、社会平均劳动耗费的经济运行过程。经济学要研究并解决存在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领域中的产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生产产品的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从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效率与价值，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效率即价值，价值即效率。最小最大即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灵魂；最小最大即价值，是经济学著作的红线。以提高效率倡导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展现了孙冶方在那个时代的创新精神与革命战斗性。
《资本论》第二卷中所论述的许多问题，比如：消费资料、生产资料的流通以及储备、银行以及信用制度的发展等，只要剔除资本主义的特殊属性，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定，生产过程中对费用与效用的比较即“最小最大”，与流通中加速资金周转，以最少的垫支资金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具有相同的意义,因为等量资金的周转速度不同,获得的有用效果也是不等的。斯大林的教科书中把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看作是一个大工厂，把工厂之间的社会分工同工厂内部技术分工等同化，在理论上混淆“交换”与“分配”，把“配给”当作分配并且代替了“交换”，从而取消了流通，物资部之所以在计划经济体中有很大的权力，其理论基础就在于以配给代替了交换。我们也看到，当今市场经济中瞬息万变的各种形式，已远远超出了马克思那是所面临的商品流通，但在社会大生产的意义上，把握《资本论》深层的价值理论及其相关的价值流通，使我们在当今吸收各种流派的市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会更具理论的判断性。
从恩格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理论出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露的资本家以最少的生产资料投入获取最大限度剩余价值的各种途径，都可以还原为人类如何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有用效果的秘诀。前几年，高层曾提出要深化发展劳动价值理论，本意可能是要合乎经济学理论去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但却绕开恩格斯的价值理论，以为发现了劳动的外延、强调了管理者的功能，提高了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坦率讲，这真是一个莫须有的经济学命题，因为那些所谓创建“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理由，翻开《资本论》二、三卷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史》，几乎篇篇都是。
二、我们通常都把“占有”看作是所有制的核心，但通过对《资本论》的重新学习，还会有另一种理解：所有制的性质存在于生产、流通、交换等环节中，而不能单单从占有关系上去判断所有制的性质，只有具有法律依据的“占有”，才是所有制意义上的“占有”即“所有”。
70年代末，孙冶方从牢狱中出来后的第一件理论斗争就是清算斯大林的所有制理论。对所有制范畴的研究，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翻开《资本论》，在这部宏伟的著作中却没有独立的篇章去专门说明所有制范畴。然而，我们谁都不会理解错，马克思的《资本论》通篇都是在论述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在对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流通、分配的研究中，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有了透彻地了解。孙冶方的这一思路，在对斯大林的有关所有制理论的批判中得到了充分发挥。我们都知道，斯大林将《资本论》中有关“剥夺者被剥夺”的结论，引申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如何研究所有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经济关系）“包括：（１）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 他在这里将所有制理论归结为“所有”，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中独立的一项，即在财产归属的意义上来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而将所有制作为一个独立于经济关系之外的问题进行研究。斯大林的这种研究方法影响很大，在一个时期是主流观点，许多教科书大都因循这种看法，开卷第一篇就是讲如何以革命的手段，实现了对剥夺者的剥夺，接着是讲如何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种所有制理论，突出了国家通过“革命”而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的归属，即（国家）“占有”问题。孙冶方在1979年第8期《经济研究》发表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与斯大林针锋相对，他指出：不能在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即生产、交换、分配之外去独立研究所有制，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就是所有制形式或财产形式的全部经济内容。孙冶方透过《资本论》的研究体系，指出：研究所有制，必须从生产、交换、分配的各个环节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文字的标榜上，比如说生产资料的所有或占有形式来判断社会性质，实现了国家“占有”，未必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孙冶方指出：叫嚷穷过渡，要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但联系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就可以看出其假社会主义，真封建主义的本质，“他们反对商品、货币关系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为的是要建立他们的封建特权，使劳动者处在一种对它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上。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公有制”的经济中擢取“公款”和“公物“，比在资本家在自己开设的商号里支取款项还随便。”这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质上是一种挂着社会主义公有制招牌的封建主义的特权所有制”。 时至今日，还没有那篇文章能以如此辛辣的笔调去揭露那些假公有制之名而行封建特权所有制实质的各种行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研究的所有制，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形式出现的。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到底是什么？还处在艰难的探索中，诸如“社会所有制”、“公众所有制”等，还都仅仅是一种思想或理论。但我想，我们在探索这一问题时，除了还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外，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２４章中的一段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这是学习《资本论》时都很熟悉的一段论述，而且还常常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放在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实际上这段论述最重要的思想是关于“协作和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上面所说的“社会所有制”，还有“公众所有制”，以及流行的说法：公有制，这都需要“在协作和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甚至还可以说必须“在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 这种所谓的新形式，就是恩格斯晚年所一再强调股份制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