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恩格斯提出和平过渡的同时，是否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放弃了暴力革命？恩格斯是不是已放弃暴力革命了呢?从恩格斯后来的通信来看，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暴力革命，他在病逝前的有关通信中明确的表达了这个思想，1895年4月30日，他给拉法格的信中对李卜克内西的放弃暴力革命的思想进行了批评，他说：“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 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于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就不适用了。……可惜，李卜克内西看到的只是白或黑，色调的差别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 这段话再也明确不过地表达了恩格斯的思想 ，这就是说，议会斗争和暴力革命并不是像白与黑那样对立的东西，它们是可以相互配合的一种斗争策略手段。我们还知道，考茨基曾经撰写过一本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其中对和平长入新社会的观点做了相当严厉的的批评，其中特别转述说：恩格斯本人对李卜克内西一伙删节他的文章，以致于使他“成了一个不惜以任何代价换取合法性的和平崇拜者”而极其恼火。因此，在新形势下的工人运动实践中，恩格斯虽然高度赞扬和平的、议会的、非暴力的斗争的手段，但在恩格斯总的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
（2）恩格斯晚年为什么把自己开始称作是社会民主主义？恩格斯在1894年以论文集的形式重新出版了自己在1871——1875年间所写的多篇文章，他论文集写了一篇序，其中说：在当时所写的那些文章中，“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持久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在德国，自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这就说，恩格斯晚年也把自己称作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说这是“可以过得去”的，为什么呢？恩格斯对此作了解释，他说：社会民主主义是一很有伸缩性的名称，“然而，对真正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所以，恩格斯晚年，认为党在发展，名称也是可以改变的。
（3）我国是否已经在朝着民主的社会主义而努力？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有一段对话，报纸记者问：“你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恩格斯回答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不以最终目标束缚实践的进程，这是恩格斯的一贯思想方法。他有过一句名言：离开实践来谈论其具体蓝图，只能重蹈空想社会主义的覆辙，这种蓝图“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中国有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内容，有着不同变化。
毛泽东时期，定位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坚持阶级斗争为纲，构架“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基础，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原则，长期对外封闭；把指令性计划指标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统购统销，票证消费。这是一种计划的集权的社会主义，尽管也集中物力、财力干了几件大的工程，但官僚主义膨胀、家长制横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贫穷低下。
邓小平时期，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定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实行对外开放。把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是一种市场的社会主义。尽管经济发展了，国家实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权力资本在扩张，社会发展也失去了应有的均衡，出现了不少让社会各阶层深深忧虑的新问题。
江泽民时期，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提出“三个代表”的时侯，他强调说：共产主义还很遥远，不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我们应该扎扎实实地搞好眼前的各项工作。同时允许私营企业主和民营企业老板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胡锦涛新一代党的领导，仍然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纲领，重申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方向，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但强化了政府的宏观调控；重视政府对市场的导向，但政府的功能发生了转变，政府实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弥补市场的不足；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特别提出：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共同富裕；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注重民生，扩大民权，发展民主等等。我们把这称作是新时期的新政。胡锦涛新政，使社会主义的理念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践、贴近群众。这实际上正是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俗话说：一部实际的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内在的就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作是民主的社会主义，也照样是“可以过得去的” 。
在在当今学术界，似乎已不大习惯在学术文章中引述太多的经典语录。我写了这么多，似乎有点“本本”、“条条”的色彩。但事实上，在一个高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里，却长期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封杀、冷淡、默然以致公开批判，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长期得不到纠正，我也就只好钻钻古纸堆，把被淹没的“条条”、“本本”拣出来，以供大家共同学习。
草成于2007年春节
改变研究思路，把握《资本论》精髓
---在山西《资本论》研究会上的演讲提纲
冒天启
提要：
演讲认为：《资本论》一、二、三卷，从整体上论述了恩格斯的价值理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抽象了价格竞争，是一种分析工具；《资本论》一卷的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十月革命的历史资料；伯恩斯坦对恩格斯价值理论的解释；孙冶方的最小最大。演讲还认为：《资本论》从生产、流通、分配多环节论述了一种所有制的性质，不能简单的从生产资料归谁占有就去判断所有制的性质；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解释了一种社会制度为什么变革，并不能回答既定制度下如何更有效率，因此要整合所有制/产权理论。
关键词：
费用与效用的关系、最小最大、所有与占有、所有制/产权
…….。
在座的诸位都是长期从事《资本论》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我想借助这次《资本论》年会的平台，用《资本论》的专业语言，就《资本论》的学习与研究，交流一些心得体会。
在学界谈《资本论》，论翻译，不能不讲王亚南、侯外庐；论研究，不能不讲孙冶方。我国40、50年代出生的经济学工作者，其经济学的知识背景基本上都是《资本论》。但由于各自学习、研究《资本论》的方法不同，由此不同的人也可能会对《资本论》的理解、把握以至在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解释上有比较大的差别。60代初，我进了大学的经济系开始学习经济学理论，适逢贯彻高教60条，大一，《资本论》就是我们的必修专业课。但那时，对于一个18、9岁的年轻人来说，缺乏社会阅历，虽然认认真真的读了《资本论》，记住了“劳动二重性”、“剥夺者被剥夺”等条条，但《资本论》究竟讲了些什么？特别是与社会现实相比较，总觉得不甚了了。70年代末，经历了中国社会近十年的“大动荡”，有机会在孙冶方身边工作和学习，孙冶方很重视《资本论》，但他研究《资本论》的方法却与众不同，他强调要学习《资本论》的体系，要从资本主义的个体属性中把握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特征，挖掘如何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的经济思想。以他自己对《资本论》的理解，从对个性的理解转换为对共性的把握，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论》，实际上又是人类如何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创造最大有用效果的思想库。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资本论》转换为《价值论》，以《价值论》为红线，改造斯大林模式的传统经济学教科书。我随着他的思路重新学习了《资本论》，这一点，我曾专门写过一篇随笔：《在孙冶方身边重读<资本论>》，发表在《经济学家茶座》第22辑上。现在想起来，通过重新学习，感受最深的主要是价值和所有制理论，这对于研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许多实际问题都非常有益，这里，我想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讲讲我的体会：
一，我们通常都把价值理解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但通过对《资本论》的重新学习，有了另一种理解：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劳动者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界限内还总是依附于资本。资本与劳动的有效和谐结合，构成一种费用，价值是费用与效用的关系。
孙冶方最有学术价值的理论是他的价值论，但他所讲的价值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商品价值，而是适用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非商品价值即产品价值。 1959年8月，他写了《论价值》一文，发表在1959年第９期《经济研究》上。在这篇文章中，孙冶方提出：对现在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必须加以改造，应该按《资本论》的顺序来编写经济学教科书，把恩格斯“价值是费用和效用的关系”的理论贯串于各篇各章，并为此设计了著作的写作纲要。纲要按照《资本论》的叙述层次，以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为出发点，以价值即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渗透于各章节灵魂，分析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从而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我用很长时间细细品味了孙冶方的这种独特研究思路，渐渐尝出了经济学的科学味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孙冶方长篇大论恩格斯“价值是费用和效用的关系”的理论，强调政治经济学要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为红线，而不要将经济学政治化，这帮助我改变了学习《资本论》的方法：不要在建设时期去人为的界定《资本论》的社会属性甚至赋予它另外的政治含义，而是要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意义上，研究资本背后的价值含义。有了这样的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成了新时期的《价值论》。这样，我以一个新的视角读书，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把握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即价值理论。我觉得，一个搞经济学研究的人，如若能够从社会大生产的意义上挖掘《资本论》深层的思想，不要给资本附以什么政治含义，在费用与效用的比较中去理解价值，经济学的思维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