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方面看，我们致力于变革，时间在我们这边，因为全球的环境状况越来越恶化，威胁越来越临近。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若干年后——没人可以预见是多少年——会变得不可逆转。我们没有理由乐观：现有体系的统治者是非常强大的，同时激进的反对力量仍然很弱小。然而，他们是阻止资本主义“毁灭过程”的惟一希望。正如沃尔特·本杰明所定义的那样：革命不是历史的火车头，而是人类对火车的紧急刹车，在它跌入深渊之前……8

(作者：巴黎科学研究国家中心社会学研究主任)

（译者：陈太乙)

1本文英文版发表在《社会主义年鉴2007》(Socialist Register 2007, Merlin Press)，允许本刊中文发表。

2理查德·史密斯：“生态崩溃的引擎”，《资本主义、自然与社会主义》，16（4），2005，p.35。

3 James O’Connor：《自然的动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论文集》，纽约：The Guiford Press，1998，pp.278, 331。

4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柏林：Dietz Verlag，1968，p.828以及第一卷，p. 92。

5 《反杜林论》，巴黎：Ed.Sociales,1950,p. 349。

6 Kovel：《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末日还是世界的末日？》，纽约：Zed Books，2002，p.215。

7 欧内斯特·孟德尔：《权力与金钱》，伦敦：Verso，1991，p.204。

8 沃尔特·本杰明：《Gesammelte Schriften》第1/3卷，法兰克福：Suhrkamp，1980，p.1232。

鲍尔斯等著《理解资本主义》第9章

竞争与协调：看不见的手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编者按：本文选自美国学者鲍尔斯等著《理解资本主义》第3版。该书是美国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其中文本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孟捷、赵准、朱安东主译。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波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及其它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发生了一场剧变。它们不但开启了授予公民投票权和民主自由的进程，而且也开始强调把市场而非集中的经济计划作为协调其经济的方式。

70多年以来，苏联的最重要的经济决策都是由政府做出的（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则有40多年类似的历史）。计划经济作为一个系统，统一收集信息，并实施诸多方面的决策，如生产多少钢铁及其它投资品，使用什么样的技术，建立多少学校，生产多少和什么类型的消费品，工人、经理、医生以及其他人该拿多少工资等等。

在最初的时候，这些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教育、医疗和生活水平的其它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提高了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水平。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民主权利的缺失、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倒退日益不满。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政府领导人开始实行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就是允许私人公司和个人进行更多的经济决策，这意味着要依靠市场来协调成千上万的各种决策。当然，亚当·斯密会很高兴看到这些改革。他的“看不见的手”（由市场来协调）的思想如今已扩散到那些其领导人似乎只受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影响的人口中去，而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断言，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市场。

至于这些国家在过去二十年中的改革是否成功，我们还需要数十年才能做出判断。即便到了那时，争论也许还会继续，因为对于成功的涵义很难达成一个共识。但是，东欧和前苏联经济路径的变革戏剧性地说明了本章的主要观点：市场给个人和企业提供了一个组织其相互依赖关系的某些方面的方式；当他们这样做时，市场会协调构成经济的诸多复杂活动，不是由一个特定的人来指导这个过程。这一思想可以表述为以下两个要点：

1．竞争性市场通过奖励成功和惩罚失败提供了一套分散化的激励体制；市场同时通过市场价格向我们传递关于各种商品和服务的相对稀缺程度的信息。

2．在某些条件下，市场会以对大家有益的方式协调经济，但在适当的条件不存在时，市场无法妥善地执行这项功能。

协 调

图5.1所表示的“生产—再生产图示”就像是一个经济的鸟瞰图。它将经济的水平维度表示为一个产品、服务甚至人的复杂循环。物品在一个地方生产出来，在另一个地方被消费掉；人在家庭中出生并长大，然后离开家庭进入工厂或公司就业，或开创自己的事业；有时候，他们还在自己或他人的家里工作。这种商品、服务和人员的循环之所以被称为“水平维度”，是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中的物品和人员没有进行“向上”或“向下”的运动，而是进行“横向运动”，即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地方。

理解经济的水平维度，意味着要解释产品和人员是如何从一个地方移向另一个地方，并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些人在某些岗位上工作，而另一些人从事其它工作？是什么决定了由哪些人和多少人在家抚养小孩、或浇灌水泥、或制鞋？为什么产品会从一个劳动过程转移到另一个劳动过程？鞋子是怎样从制鞋工人手上到达穿鞋人脚上的？为什么小孩长大了要工作，他们会在哪里工作？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各个社会里，还是当今世界的各国，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大相径庭。试想一下，如19世纪早期在美国偏远边境的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在这里，图5.1所表示的几乎所有劳动过程和产品流通都发生在这个单一家庭内部，必需投入品的生产和人口的再生产（几乎）全部发生在同一个屋檐下：制作和修理工具、饲养牲畜、修建围栏、准备食物、搜集柴禾、生养子女、缝制衣衫——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该家庭农场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生产什么产品、如何使用产品，则由习俗、必然性和长辈的权威来共同协调，劳动任务根据年龄和性别进行分配。尽管在今天并不常见，这却是决定由谁来从事什么样的劳动、以及如何利用产品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如果一个家庭不是生产其成员所用的任何物品（如果该家庭单位不是自给自足的）——如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家庭那样——那么情况就变得复杂得多了。专业化会存在于家庭之间及家庭内部，家庭也必须和其他家庭从事某种形式的交换。各种社会安排会决定劳动如何专业化、以及产品如何分配。

例如，在印度的一些地方，人们生来就属于某个职业群体（种姓），一个人要做什么是由他的出生决定的。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谈，然而并非如此：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由其性别所决定的。并且，如本章一开头所提到的，在像前苏联那样的国家里，工作和产品的分配完全由中央计划者决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苏联式体系的崩溃。从历史上看，甚至还有些社会，盗窃和进贡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在其它一些社会，生产和分配则几乎完全通过一个精巧的礼物赠与过程来组织。种姓、习俗、计划、赠与、盗窃和进贡，都是决定“生产什么”、“为谁生产”、“谁来生产”这些问题的不同方式。它们都是经济协调的不同方法。尽管其中有不少在我们所知的大多数经济里发挥着作用，但迄今为止，在现代世界里最重要的经济协调方法是市场和计划。我们将其称之为“借由规则来协调”和“借由统制来协调”。

次贷危机的警示：经济学还无法把握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张晓晶

一

次贷危机的影响可谓大矣。从当初曝出千亿元的损失，到今天发展到万亿元的损失，数目字一直在往上涨。并且，一家一家的投行、金融公司面临倒闭、破产，次贷危机推倒了金融体系的多米诺骨牌。系统性风险在全球蔓延。截止今天，还未尘埃落定。去年八九月份刚刚爆发之时，有谁会意识到次贷危机问题有这么严重？倒是有人(比如斯蒂格利茨、罗奇等)一直在宣称他们是先知先觉者，但结果如何之惨烈，恐怕也是始料未及吧。

美国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的金融市场是全球最发达的。这一直被当作是不争的事实。当人们还在庆幸全球失衡问题(主要是美国大量的贸易逆差与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贸易盈余)没有给美国造成大损伤完全得益于其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的时候，次贷危机给了当头一棒。美国作为全球投资银行家的地位汲汲可危，大量资金开始流出美国避险。当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不情愿地承认美国经济将进入衰退时，全球经济的前景也蒙上了阴影。毕竟，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能够隔岸观火、独善其身的几乎没有。“脱钩说”也只能说是对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与相互依存的一种漠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尽管这种说法可能夸大了危机的传染，但或大或小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前一段时间去韩国开会，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次贷危机对中日韩的影响。尽管与会者认为直接影响不大，但都强调间接影响应引起高度重视。全球通胀形势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恐怕是当前各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外部环境。

次贷危机为谁敲响了警钟？往小了说，美国金融体系有问题，风险监管要跟上？往大了说，美国将会陷入长期的衰退？资本主义制度又要大调整了？次贷危机让人们想起很多：想起2000年的IT泡沫，想起1930年代的大萧条，甚至想起八个世纪以来的危机（Reinhart与Rogoff的一篇文章）。危机是对经济制度的挑战，更是对于经济学本身的挑战。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