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东西可保证人们作出正确的生态决策呢？尤其是如果这样的决策会牺牲他们某些消费习惯？没有这样的“保证”。我们只能这样合理预期：商品拜物教的势力一旦瓦解，就可以让位于理性的民主决策。当然，大众的选择会犯错，但谁又相信专家不会犯错呢？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的建立，可以不经过多数人的斗争、自我教育、社会体验以及提高的社会主义、生态觉悟的努力。无论如何，不论民主程序有什么局限，但是，其他的选择——盲目的市场或生态主义“专家”独裁——难道不是比民主程序更危险吗？
的确，计划需要行政的及技术的机构将所决定的项目付诸实施，但他们不必然是权威主义的，如果他们是受到永久的、来自下面的民主监督，以及在民主管理进程中包含了工人自治。当然，不可能希望大多数人将所有的自由时间都用于自我管理或参加会议，正如欧内斯特·孟德尔所评述的，“自我管理并不意味着代理制的消失，而是将公民的决策与通过选举对代理的严格控制结合起来”7。
四、全新的生活消费模式与民主计划
从资本主义的“毁灭性进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是对社会、文化及精神的一次不断地革命性的转变。这一进程如果要开始，不仅从社会以及政治结构的革命性改造开始，而且还需要有一个得到最广泛群众支持的生态社会主义纲领。社会主义觉悟与生态意识的觉悟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自身的集体斗争的经验，从地方性和局部性的斗争一直到社会改造的斗争。
这一转变，不仅能产生一种新的生产模式以及一个平等的与民主的社会，还能形成一种不同的生活模式，一种全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文明，它超越了金钱的范围，超越了由广告人为催化的消费习惯，以及超越了无限制地生产无用或对环境有害的商品。一些生态学者认为，生产主义的惟一替代就是全面停止增长，或者用负增长取而代之，并且彻底地减少人们过高层次的消费，从而缩减一半能源的耗费，取消个人家庭住房，抛弃中央供暖、洗碗机，等等。这些或类似的严酷的方法不是那么受欢迎。与这些消极观点想法相反，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乐观者相信：技术进步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可以实现无限制地增长和富饶，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按照其需求”取得消费品。
在我看来，这两个学派在谈到增长及生产力发展的时候，都只考虑纯数量概念——不论是正的或负的。然而，还有更为恰当的第三点：发展的质量转变，即结束资本主义对资源的大量耗费以及无用的与有害的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军事工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占据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很大部分，而它所带有的荒谬性是固有的：除了为大公司创造利润外，其他一无是处。这一问题不是抽象的“过量的消费”，而是这样一种普遍流行的消费模式：它建基于明目张胆的侵吞、大量的浪费、商业社会的异化、强迫性的商品堆积，以及为“时尚”所逼迫而不断地购买流行商品。新社会的生产应该以满足真实需求为导向，从所谓的“神圣”东西——水、食物、衣服、房屋——开始，也包含基本的服务：健康、教育、交通、文化。
显而易见，南方国家的需求远远没有被满足，所以，比起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求有更高程度的“发展”——修建铁路、医院、排水系统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然而，这没有理由不能通过环保的和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体系来完成。南方国家当今有如山积的债务，以及工业化国家对其资源帝国主义式的掠夺，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废除。同时，北方国家应该对南方国家提供技术和经济上的援助。这并不需要像一些苦行的生态主义者所信奉的那样，要欧洲或北美的人们降低他们生活的绝对标准才能做到。相反，这只需要他们放弃强迫性消费那些无用商品，这样的消费习惯根本同真正的需要无关。这也需要社会重新把生活标准定义为：一种真正富足的、同时消费更少的生活。
如何将真正的需要同人造的、虚妄的、可有可无的需求区分开来呢？广告产业用操弄人类心智来制造后一种需求。广告已经侵入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食品和服装，还有运动、文化、宗教以及政治都是按照这样的规则形成。广告通过持久的、咄咄逼人的以及阴险的方式，充斥着我们的街道、信箱、电视机屏幕、报纸、风景，促成了一些显著的、强迫性的消费习惯。并且，它作为一种“产业”，不仅从人类的观点看来是无用的，而且还直接与真实的社会需求相违背。它浪费了大量的石油、电力、劳动时间、纸张、化学品以及其他的原料——这些全部由消费者来支付。虽然广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在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后，它将无地容身，并被消费者协会提供的关于商品和服务的信息取代。在广告消亡后，区分真实与虚假需求的标准，就看它在广告消亡之后，是否还长期存在。当然，在一段时间里，老的消费习惯仍然存在，并且无人有权告诉别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消费模式的变迁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同时也给教育带来了挑战。
一些商品，比如说私人汽车，引发了一些更为复杂的问题。私人汽车在公众看来是很讨厌的，它在世界范围内每年使成百上千的人死亡或残疾，并且污染大城市的空气——导致了对小孩或老人健康的不利影响。但是，从当今资本主义的现状来看，它反映了实在的需求。在欧洲若干具有生态管理意识的城镇，做过地方性实验，这些实验表明，日益限制私家车和提倡巴士和有轨电车，是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的，因此是可行的。在向生态社会主义转轨的过程中，公共交通——无论是地上或地下的——都将大量增加并免费提供，步行者和自行车都将有被保护的单独行道。在新的社会里，私家车将扮演比在虚荣的资产阶级社会更少的角色。在资本主义社会，广告持久地、积极地鼓动人们购买私家车，使私家车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美国，驾照是公认的身份证），并且是个人、社会、奢靡生活的中心。在向新社会转轨中，要大量减少用卡车运输货物；它要对严重的交通事故及污染负责。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用铁路运输或法国人所称的ferroutage（把卡车放在火车中从一个镇运送到另一个镇）。在新社会里，这变得容易。只有资本主义荒谬的“竞争”逻辑才能解释卡车的危险的增长。
悲观主义者将要说，人们受到无限的渴望和欲望的驱动，但若要对此加以控制、规限和压抑甚至要压制，却又变成对民主的限制。但生态社会主义是基于一个已经由马克思提出来的合理预期：在一个无阶级和从资本主义的异化中解放出来的社会里，“体验生命” 凌驾于“拥有”。比如说人们希望有进行个人文化、运动、娱乐、科学、性爱、艺术与政治活动的休闲时间，而不是无限制地拥有产品。强迫性的占有，根源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商品拜物教，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广告导致的，没有什么能证明这是“人类永恒本性”的一部分。
正如我们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环保要求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不意味着在生态规则与发展基本的基础设施的需要之间（特别是在穷国）不会发生矛盾。同样，流行的消费习惯同资源的稀缺性之间也有冲突，特别是在转轨过程中。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是一个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这些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民主计划的任务是从资本积累和追逐利润的规则中解放出来，运用多数决定的原则和公开讨论来解决这些矛盾。这样一种立足草根的、参与型的民主是惟一的途径；这不是说它可以避免犯错，而是说它能够通过社会集体来纠正错误。
五、“太阳能共产主义”——人类的惟一出路
生态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客观的可能，不是反抗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或“历史上铁的规律”。人们不能预见未来，除非是给出相应条件。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没有生态社会主义的变迁，没有对文明范式的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将导致严重的生态灾难，危害上百万人的健康和生活，甚至可能威胁我们的生存。
设想并为之奋斗一个绿色的社会主义，或者如某些人所说的“太阳能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人们不需要努力开展具体的和紧迫的改革。如果对“洁净的资本主义”不再抱有幻想的话，人们就必须争取时间，并试图影响权力当局开展初步的改革：禁止使用破坏臭氧层的HCFC，延期推行转基因生物，大量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对捕鱼业以及工农业生产中的杀虫剂和化肥进行严格管制，对产生污染的汽车课税，更大程度地发展公共交通业，积极地用火车替代卡车。争取使得社会和环境运动能够结合起来，共同斗争。
这些迫切的社会生态要求，能够引发激进的斗争，只要它们不让自己迁就所谓“竞争力”的要求。根据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过渡纲领”，每次小的成功、每次局部的进步都会马上导致一个更高的需要，一个更为激进的目标。围绕具体问题展开的斗争是很重要的，不仅是因为局部胜利本身鼓舞人心，还在于它们提高了人们对生态的和社会主义的认知，以及促进了自下而上的行动与自主组织。这两者都是必需的，并且确实是激进或革命性的改造世界的决定性前提。
地方性的实验是有局限的，但却是有趣的社会/生态改革例子。比如，若干欧洲小镇划出禁止汽车行驶的免费搭车区域；由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发起的有机农业合作社；或在波尔图实行的参与式财政预算：通过允许地方集会决定预算的优先权，波尔图——直到左翼在2002年市政选举中失利——可能是最为诱人的“自下而上的经济计划”的例子，虽然它有局限。然而，必须承认，整体上欧洲、拉丁美洲的偏左或“左翼/绿色”联盟的经验很让人失望，还是严格地属于适应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