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O’Connor指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基于生态理性、民主控制、社会平等以及使用价值高于交换价值的社会3。 更进一步，我认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实行：A.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这里的“集体”指代公共的、合作的或者共同的财产）；B.民主的经济计划，使投资与生产的目标由社会来制定；C.在整个生产领域改用全新的技术体系。换言之，就是一次革命性的社会与经济转变。
在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看来，由大多数绿党所代表的政治生态学主流存在的问题是，不能认识到存在于资本主义无限制的资本扩张和利润积累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内在矛盾。他们能够对相关的生产主义进行批判，但不能够超越经过“生态改良的市场经济”的界限。结果是，许多绿党成为了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派或自由派政府的傀儡。
另一方面，20世纪左派——社会民主党与由苏联激发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存在的问题是，他们接受了生产力现存的体系。前者，将自己局限于一个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体系，最多就是凯恩斯主义；后者，则发展成一个官僚国家——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主义。也即，这两者都忽略了或边缘化了环境问题。
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对环境的毁灭性后果，《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的若干段落指出了这一观点。同时，马恩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不是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而是让人类有发掘自身潜能的自由时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马恩与“生产主义者”并不相同，后者认为产能无限扩大是目的本身。
社会主义，首先意味着全社会共同占有这些生产资料，并为工人阶级服务。苏联的经验，揭示出由集体占有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引发的问题。最初，关于现存生产力的社会化理论占主导地位。在十月革命后的开始几年，生态主义的思潮确实有所兴起，并且苏联政府采用了某些有限的环境保护政策。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化进程，生产主义者在工业与农业上的办法被用官僚专断的方式施行，同时生态主义者被边缘化甚至被消灭。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就是模仿西方生产技术的最后灾难性教训。所有权的改变，若没有随之进行民主管理以及重组生产体系，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变，生产体系也要改变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其论著中，对生产主义者的“发展”意识以及“社会主义者”剥削自然的观点展开了批判，如沃尔特•本杰明。但主要是在最近几十年里，生态社会主义才逐渐发展起来，以挑战占据20世纪左派主流思想中关于“生产力中性”的理论。
生态社会主义者应该从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评论中受到了启发：工人阶级不能占有资本主义的国家工具并为自己所用，他们必须“摧毁它”，并代之以一个本质上不同的、民主的以及非国家主义者形式的政治体制。同样，若对上述说法稍作修订，我们也可以说，生产方式也是非“中性”的，在其结构上就带有为资本积累和市场无限扩张服务的烙印。这与环境保护以及人类健康的需要相矛盾，所以必须要从根本上进行革新。
当然，许多现代化进程中的科技成果非常宝贵，但整个生产体系必须改革，并且只有按照生态社会主义者的方法来实现。也就是说，对经济实行民主计划，而计划需要考虑生态平衡，某些生产方式要被废止。比如说核工业、某些大规模、产业化的捕鱼方式（这些方式导致了一些海洋鱼种的绝迹）、对热带森林的破坏性砍伐，等等。然而，首先需要变革的是能源系统，用如水、风、阳光等可再生能源替代当今污染及毒害环境的能源（特别是化石能源）。能源的问题是决定性的，因为化石能源（石油、煤炭）对许多全球污染以及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负有责任。核能源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不仅因为有发生新的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危险，还因为人们不知该如何处理千万吨的放射性废料——其危害可能存在上百年，上千年，甚至上百万年——以及被污染的、荒废的工厂的垃圾。太阳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因为它并不“有利可图”或者“竞争性的”），但必须要成为着重研究和发展的对象，并在新的能源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民主计划——通向自由之路
要完成这一进程，必须得对生产方式进行集体控制和计划。比如说，为了满足社会的共同福利，有关投资和技术变革的决策，需要集体来作出，而不是借助银行和资本家。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中，社会主义社会被定义成一个“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组织他们同自然的交换（Stoffwechsel）”的社会。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采用了一个更广义的视角，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建基于共同占有生产工具的自由人联合体4。对生产和消费的合理安排不仅是“生产者”的任务，也是消费者的任务；事实上，应该是全社会的任务，无论是具有生产能力的人口，还是包括学生、年轻人、家庭主妇（家庭主男），领退休金者等在内的“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人口。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全社会应该民主地选择哪些生产性行业优先发展，以及投入多少资源到教育、卫生及文化。商品的价格不能由供给和需求法则决定，而是应该根据社会、政治以及生态的标准来决定。起初，这仅包括对某些产品征税以及对另一些产品进行补贴，但理想上，随着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将根据公民的意愿免费派发。
民主计划远非“专制化”，而是全社会的自由决策。如果要从异化和物化的“经济法则”以及资本主义和官僚统治的“铁笼”中解放出来，就需要这样做。民主计划，加上劳动时间的减少，是人类走向如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的决定性的一步。因为休闲时间的显着增加，是人们参与民主讨论以及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前提。
自由市场的信奉者们，将苏联计划经济的失败作为批判任何关于有组织性的经济的论据。姑且毋论苏联经验的成败，很显然，它是一种对需求的独裁主义，是一种将所有决策的垄断权力赋予一小撮官僚的体系。从本质上说，计划不会导致独裁主义，但是在苏联的民主发展日益受到了限制，并且在列宁去世后，官僚势力的建立导致了越来越不民主以及专制化的计划经济体系。如果将社会主义定义为工人和劳动大众对生产的监督，那么斯大林及其后继者就远远脱离了这一标准。
苏联的失败，说明了官僚化计划经济的局限和矛盾，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效率及专断，但这不能作为批判民主计划的论据。社会主义学者关于计划经济的概念无非就是经济实现激进的民主化：如果我们不能容忍政治决策交给少数精英统治者，为什么我们能够容忍在经济决策上这样做？
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制衡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5 。资本主义社会的使用价值，只是一种为交换价值和利润服务的手段或伎俩（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今许多社会商品完全无用）。在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里，使用价值是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惟一标准，而这将对经济、社会与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Joel Kovel所观察的那样，“使用价值的强化，以及对需求作出相应的结构重整，这时就成为技术的社会调节器，而不是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将时间转化为剩余价值和金钱”6。
在这里设想的民主计划体系中，计划是指主要的经济抉择，而不是去管理地方性餐厅、杂货店、面包店、小商铺、工艺作坊或服务等。值得强调的是，计划不会同工人对生产单位的自治相矛盾。通过计划体系作出的决策，例如从小汽车厂转变成生产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的工厂，要由社会整体作出，并且企业内部的组织和运转要由他们自己的工人民主管理。关于计划的“集权”或“分权”特征的讨论很热烈，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怎样使计划在地区、全国、全洲(欧洲、美洲等)的层次上受到民主监督；最好是连全球范围内也这样做，因为诸如全球变暖等生态问题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并且只能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这一命题可以称做“全球性民主计划”。即使在这个层次上，也与通常所说的“中央计划”不同，因为生态与社会的决策不能由某个“中心”作出，而是由相关的人们民主决定。
当然，自治机构、地方政府与广泛的社会团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张力和冲突。协商机制可以帮助解决许多此类冲突，但最终来说，最为广泛的相关社群，如果他们是多数的话，就该拥有决策权。乐观地讲，在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工厂的工人自己就拥有足够的生态意识，从而避免作出危害环境和当地人们健康的决策。然而，保证最为广泛的社会意见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在工厂、学校、社区、医院或小镇的层次上实行内部自治。
社会主义的计划在各个决策层次上，必须以民主而多元的讨论为基础。人民以政党、政纲或其他政治运动等形式分别组织起来，各推举代表参选出任计划委员会，同时也向全体公民提出不同的方案。也就是代议制民主同时必须通过直接民主来完成和纠正，即人们——在地方、全国以及甚至全球的范围内——直接选择各种不同的主要提案。公共交通是否该免费？拥有私家车的人是否该纳税从而对公共交通进行补贴？是不是该补贴太阳能，以促进它同化石能源的竞争？每周工时应否降低到30或25小时，或更少，即使这将意味着产量的降低？计划的民主本质并不是不能容忍专家的存在：专家的作用不是决策，而是为民主决策的过程提供他们的意见——经常是不同的，如果不是对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