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可以指望日本的，甚至在中期也是如此。……问题在于欧元区，特别是德国。OECD昨天发表的关于德国经济的报告指出去年的国内总需求萎缩了0.8%，并预测今年将继续萎缩1.1%。……在当前的情况下，欧元区还在按照增长和稳定条约的要求拼命地减少财政赤字，这更有可能加重经济衰退而不是促进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
基本的情况就是，由美国以在长期越来越难以为继的方式引导着一个虚弱的复苏，而这是世界其它地方处于停滞状况的必然结果。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局部的复苏也面临着风险。风险之一是在伊拉克的战争。……
第二类风险是金融风险。在最新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IMF指出了日本和欧洲金融部门的隐患。股票市场有可能继续下滑。美国的市场，虽然比两年半以前已经便宜了很多，但是按照长期历史标准仍然是昂贵的。而另一种风险是某一个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不再履行债务责任，比如巴西。
但是这些风险，都不是我们要说明的主要问题。更主要的，是世界经济对于美国目前的复苏的依赖，而这种复苏方式，在长期必然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状况延续的越长，最终的调整过程就可能越痛苦。美国已经做了它所能做的。日本基本上是无能为力。欧洲该做些什么了。[12]
但是欧洲能做什么呢？《金融时报》没有说明或不愿说明的是，对于欧洲资本家阶级来说，新自由主义调整还远没有完成，欧洲的工人阶级还远没有被打败。工会仍然强大，福利国家的大部分仍然完整，欧洲的工人阶级还拥有很多社会经济权利。所以，必须进一步地使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化”，必须进一步地削减财政赤字，但是整个世界经济也就进一步地走向深渊。
世界资本家阶级维持和恢复利润率的另一个主要策略是资本转移，也就是将某些资本积累的场所转移到劳动力仍然比较便宜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中国是这一轮资本转移的主要受益者。但是，这个策略同样有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那就是，从长期来说，它必然导致被转移地区的无产阶级化，从而导致被转移地区以及整个世界范围的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的、大幅度的上升。
六．中国的兴起（“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没落
中国是当前世界经济长波的下降阶段中中心地区资本向外围、半外围地区转移的主要受益者。据报道：“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已连续9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外资的首位，并曾连续5年居全球第二位。截至目前，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13]
当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全面加深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联系的时候，中国的阶级结构和工资水平基本上是一个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和工资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国的产业结构类似于一个半外围国家的产业结构。中国拥有生产从低工资到高工资的各种产品的广泛的技术能力。因此，中国一开始“开放”，就在世界市场上与半外围国家展开全面的竞争。由于中国的低工资、低成本的优势，中国在这场竞争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成为来自中心地区的资本的主要吸收者，并广泛地被认为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出口中心。
那么，在二十一世界上半叶，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前景是怎样的呢？中国的阶级结构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对于世界历史意味着什么呢？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中国的社会将进一步无产阶级化。在未来一至两代人的时间里，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将大大上升，农民的分额将显著缩小。如果届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化的程度达到现在拉丁美洲、东南亚半外围国家的水平，中国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必然要求得到半外围国家的工资水平，或者说，与中心国家工资水平的差距由现在的约50：1缩小到约10：1至5：1。至少是城市无产阶级，将要求拥有与半外围国家工资水平相配套的政治权利和福利国家。
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要求将对中国的资本积累体制构成强大的压力。要承受这样的压力，中国必须在世界体系中确立作为一个成熟的、稳定的半外围国家的地位。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内在运动规律以及世界历史的目前阶段来说，这有没有可能呢？为此，我们可以设想三种前景。
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来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它的规模特别巨大，它的劳动力资源超过所有中心国家现有劳动力资源的总和，也超过所有半外围国家现有劳动力资源的总和。中国要成为一个完全的半外围国家，要在现有的半外围国家专门从事的各个商品链或商品链的环节与半外围国家展开全面的竞争，这种竞争，最终必然导致中国与其它半外围国家在工资率与利润率方面趋同。
所以，第一种前景就是，由于中国的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其与半外围国家竞争的结果，完全破坏了现在的半外围国家在若干商品链上的相对垄断优势。一旦相对垄断为激烈竞争所代替，传统的半外围商品链或商品链环节所包含的附加价值将受到极大的挤压，迫使半外围国家普遍接受较低的、接近于中国的工资水平。[14]
这一前景的实质是半外围国家的外围化。但是这一前景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半外围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类似于中间阶级在各个民族国家内部所发挥的作用。它为广大的外围国家向上流动、实现“发展”和“现代化”提供了希望。一旦半外围国家消失了，沦落为与外围国家一样了，一个失去了“中间阶层”和失去了“发展”希望的世界体系将在政治上变得极为不稳定。
半外围国家的外围化还将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失去一个重要的有效需求来源，并使中心国家在长波的下降阶段失去倾销过剩产品的对象。[15]
更主要的问题是，所有外围化的半外围国家都将面临高度爆炸性的国内政治形势。一方面，是有相当程度无产阶级化的阶级结构要求有半外围的工资水平和政治经济权利。另一方面，已经外围化的半外围国家无法同时提供比较高的工资水平并在世界市场上与其它外围国家竞争。整个的半外围国家集团将陷于革命与动荡之中。
第二种前景是，中国成功地加入了半外围国家的行列，并实现了基本的“现代化”。同时，半外围国家集团成功地保持住了自己所从事的商品链的相对垄断地位。从而，中国的工资水平向半外围国家靠拢。这样一种前景，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同样是十分危险的。
问题同样在于中国的巨大规模。如果中国的工人普遍拥有半外围国家的工资水平，整个半外围国家集团的工人阶级所占有的剩余份额将比现在翻一番还多。这将极大地缩小世界资本家阶级所能占有的剩余份额，并导致世界范围的利润率危机。
这就使我们进入了第三种前景，即我们很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过渡时期。现代世界体系与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体系一样，都有一个有发生、发展、矛盾积累到衰老、灭亡的过程。万古不变的社会制度是不存在的。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处于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了呢？本文仅提出下面两点论据：[16]
首先，是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化已经进入晚期或高级阶段。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要求占有如此大的一份剩余，从而使世界范围的利润率下降到世界资本家阶级无法接受的水平。世界资本家阶级为了维护和恢复利润率而采取的种种措施（新自由主义和资本转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着严重的副作用，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状况更加恶化。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面临的另一个无法克服的危机是生态危机。经过了五百年不受限制的资本积累，地球生态系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里，为了不卷入过多的技术细节，仅仅指出，几乎所有有生态觉悟的人士都同意，现有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模式，如果不加改变，是不可持续的，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导致生态灾难。我们有很多生态学家，其它学科的许多学者，已经提出了无数的建议。政府官员、所谓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家们，现在又加上大公司的代表们，已经在一起开了无数次的会，有时还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效果怎样呢？我们仍然在高速地向着生态灾难迈进。[17]
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范围内，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模式有可能与现在根本不同吗？任何环境保护的措施都要增加资本家的成本，也就是说，都要导致利润率下降。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共同财产”的问题。环境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但是，资本家组织生产、分配、研究与开发的权利却是资本家的私人财产。任何民族国家的资本家如果接受环境的管制，接受成本提高，他们在资本积累和世界市场的竞争方面相对于其它民族国家的资本家就要处于不利的地位，甚至可能在世界市场上被消灭掉，丧失做资本家的资格。
当然，不是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受到世界市场同等程度的制约。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个世界体系范围内的等级秩序。中心国家有相对严格、相对完备的环境保护法规和执行体系。外围国家，则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环境保护体系。在某些庸俗的环境学家或社会学家看来，这又证明了环境保护只不过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附带的问题，随着“现代化”的实现就会迎刃而解。但是，实际上，中心国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一些环境保护，主要是由于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着垄断的地位，因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面前多少有一些缓冲余地，并且能够通过不平等交换将大部分环境保护成本转嫁给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同时还消耗着世界上绝大部分资源。另一方面，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则绝对地受到世界市场竞争的限制，因而不但不能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所作为，往往还要依靠减少环境保护方面的管制来吸引外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广大的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环境问题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因而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也是无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