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表7可以做这样几点说明。首先，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也是高度无产阶级化的国家，表现为无产阶级占全部人口的将近一半，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70%），以及几乎全部的人口（90%）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收入为生。
其次，半外围国家是有中等程度无产阶级化的国家。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合计约占人口的60%以上，但是其中无产阶级相对于半无产阶级的比例在1：3 到1：5之间。另外，小资产阶级的规模比较大。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外围国家，无产阶级化的程度比较低。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相加只占全部人口的约40%，依靠工资收入为生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约50%。农民工与失业半失业人口相加，约占全部人口的15%。但是，这应当只是半无产阶级的下限。如果将生活贫困的城市工人包括进来，半无产阶级的规模应当会大得多。中国阶级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农民阶级，构成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储备。
第四，世界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的阶级结构反映了各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等级地位。无产阶级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各劳动阶级整体的谈判能力也越高，并有能力获取较多的剩余。在世界体系中，这些国家的工人拥有较高的工资，并在全球商品链中占有较多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也是世界体系中的低工资国家，并在全球商品链中占有较少的市场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中心、半外围、外围国家在阶级结构方面的差别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确定的功能。正是由于外围、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化程度较低，并且在这些国家的农村还保留着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储备，这些国家才能够为世界体系提供大量的低工资的劳动力，并在无数条全球商品链中生产出巨大的剩余。这些剩余进而集中到中心国家，并使中心国家的工人有可能得到较高的工资。
从这个角度说，中心、半外围、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各自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不是比较“落后”、比较“传统”的；中心国家的阶级结构也不是比较“先进”的。没有了“落后”的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中心国家的“先进”的阶级结构也无从存在。
第五，只要中国不摆脱在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的地位，中国的阶级结构就不可能摆脱外围国家阶级结构的面貌。因为只要中国仍然是一个外围国家，在全球商品链中只获得极少一部分价值，中国的劳动力就必须是十分低廉的，而这又要求有一个比较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储备（即农村人口）以及比较低的无产阶级化水平（以压低各劳动阶级的谈判水平）。
这就回到了社科院课题组所提出的问题，即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在现有的世界体系的范围内，中国能够上升到更高的等级地位并使自己的社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我们目前处于怎样的世界历史阶段中。
五．世界历史中的无产阶级化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动表现为一系列的由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组成的长波。在每一个长波中，各种社会经济现象也表现为波浪式的发展（比如，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交替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但是，透过一个又一个长波，某些社会经济现象表现为长期的、趋势性的发展。在每一次长波终结的时候，它们不是简单地回到长波开始时的状态，而是达到一个更高的起点。无产阶级化或非农村化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长期历史趋势之一。[10]
无产阶级化，指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全部或部分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收入为生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不断上升，并逐步达到绝大多数。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无产阶级化还意味着无产阶级，相对于中间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构成以工资收入为生的人口的主体。
如前所述，无产阶级在各种劳动力使用形式中是最昂贵的一种。对于任何个别资本家来说，无产阶级意味着高成本劳动力和低利润。那么，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什么仍然导致无产阶级化呢？
首先，广大的劳动群众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认识到，无产阶级化的劳动组织形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于他们是最有利的，并不断地为扩大无产阶级化的范围而斗争。
其次，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化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长期生存是不可或缺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增长要求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不断增长。从长期来说，这要求有相当一部分劳动人口的物质消费水平与世界生产大体上同步增长。一部分劳动人口的无产阶级化（特别是中心国家大部分劳动人口的无产阶级化）是确保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断增长的一个主要途径。
另一方面，中心国家大部分劳动人口的无产阶级化以及世界范围的剩余通过不平等交换从外围、半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集中，使中心国家的大部分人口成为有相对特权的、物质生活比较舒适的“中产阶级”，为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确保了战略上最重要的中心地区的政治稳定。
但是，在长期，无产阶级化导致世界范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不仅仅是由于无产阶级相对于半无产阶级、农民有能力获取更大的一份剩余。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有能力要求获取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剩余，同时半无产阶级要求成为无产阶级。
世界资本家阶级在某个时期为了实现有效需求提高和政治稳定而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做出的让步，比如政治民主化、福利国家等，往往在另一个时期成为无产阶级要求获取更大的剩余份额和半无产阶级要求实现无产阶级化（有正规、稳定和较好劳动条件的工作）的有效手段。每一次让步都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的历史预期，从而提高了下一次让步的门坎。
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占有的剩余份额越大，世界范围的利润率就越低。没有一定的利润率，资本积累就失去了动力，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也就不再能存在下去。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克服利润率下降的主要手段是在地理上不断扩张。通过地理扩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断获取新的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从而确保整个世界资本家阶级所获取的剩余份额维持在充分的水平上。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地理上已经囊括了全球，再没有额外的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外部的便宜的劳动力资源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中心地区的“福利国家”与外围、半外围地区“工业化”的大发展时期。结果是，世界范围的劳动力进一步无产阶级化，同时中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斗争能力极大地加强了。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
当世界经济进入长波的下降阶段以后，为了维持和恢复利润率，世界范围的资本家阶级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首先，是采取了一系列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在中心国家，新自由主义意味着收回通过“福利国家”向无产阶级所做的让步。在半外围和外围国家，新自由主义意味着通过“结构调整”（拉丁美洲、非洲）和“转型”（东欧、前苏联）打破这些国家通过国家垄断保护起来的国内市场，摧毁它们的高工资、高附加价值的工业部门，并使这些国家的相当一部分无产阶级沦落为半无产阶级，以便将更多的剩余由外围、半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转移。[11]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策略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久存在是相矛盾的。首先，这些策略极大地激化了中心、半外围和外围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以及中心国家与半外围、外围国家之间的矛盾，极大地破坏了现有世界体系的政治合法性。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还能够给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后代带来任何的生活状况的改善。既然如此，用什么理由来说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继续忍受现有的压迫和剥削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还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希望呢？
其次，削减福利国家和非无产阶级化导致世界范围有效需求的萎缩。面对有效需求的萎缩，资本家的本能反应是削减成本。这又要求实行更多的新自由主义，使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资本市场更加开放，但是这些又会导致更多的有效需求萎缩。当前对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萎缩起部分抵消作用的仍然是美国的泡沫经济。美国资本市场的泡沫虽然已经开始破裂，其破裂过程尚未结束，而美国的私人部门债务泡沫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调整过程根本还没有开始。目前实际上是美国消费者（主要是美国中间阶级，一定程度上包括美国无产阶级）向全世界资本家借贷消费并向世界经济注入需求。但是，这样一种发展或迟或早要导致世界市场上的美元资产严重过剩，从而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专栏评论文章，充分说明了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四伏的状况：
一个巴掌拍起来是什么声音？一位未经辅导的读者一定会回答，没有声音。如果是这样，那么世界经济的前景是暗淡的。只有美国在挥舞着一只手，而日本和欧洲几乎完全无所作为。……
在对外部门赤字的制约下，以及在投资持续乏力的情况下，要使美国的需求保持在足以使经济增长4%的水平，意味着对外部门、个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债务相对于GDP迅速增长。这是一个三重债务陷阱。要了解这使美国经济变得多么脆弱，请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如果经常账户赤字继续保持在GDP的5%，那么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净对外债务就会达到GDP的50%。其次，如果个人部门恢复到其正常的财务盈余的状况，而公司部门和经常账户则保持现状，公共部门的赤字就必须达到GDP的8%。这不是一个噩梦吗？正是，像现在的日本一样的噩梦。另外一个容易想到的办法，是大幅度地减少经常账户赤字，从而将调整的痛苦转嫁给全世界。
美国怎样才能避免陷入它的三重陷阱？答案是，不容易，只要其它大的经济体的需求仍然处于虚弱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