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阶级关系不是唯一重要的社会关系。种族、民族、性别之间的关系同样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并与阶级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相互交叉。人们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所发生的多种关系显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生产关系或阶级关系。但是，只要我们承认，人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是决定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关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认识，就不能比较完整准确地了解一定的社会结构，那么就不能不承认，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的理论概念以说明人们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形成的若干互不平等的集团，以及这种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不恰恰是这样一种理论概念吗？
二．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社科院课题组”或“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为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提供了基本的信息。
社科院课题组在其所撰写的《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究报告”）一文中开篇就说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社会蓝皮书,第115页)。”[1]
课题组采用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社会蓝皮书,第116页)。表1说明了1978-1999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构成及其演变。
课题组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经形成，其标志，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层和企业家阶层。研究报告指出：“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不再是金字塔型，而是橄榄型，社会大部分成员处在中等和中上层地位，只有少数人处于高层和较高层，而处于最低层的也是少数。”“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社会阶层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是相匹配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阶层结构发达程度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社会蓝皮书,第124页)。”
对于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研究报告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扩张最快的阶层结构部分。比如，从1978年到1999年，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重从0上升为0.6%，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重也分别从0.03%和0.23%增加到4.2%和1.5%，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则从2.2%左右增加到12%左右，都翻了几番。这样，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便开始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社会蓝皮书，第125页）。”
研究报告对于中国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演变作出预测：“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中间层将会不断得到扩张，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最重要部分、最稳定的社会力量（社会蓝皮书，第125页）。”
研究报告的一个中心命题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将导致“中间阶层”的扩大并成为多数，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但是研究报告对于到底什么是“中间阶层”、哪些人群属于“中间阶层”却不能很好地说明，并且随意更改，经常自相矛盾。比如，经理人员阶层被说成是当前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之一（社会蓝皮书，第117页）”，但随后又用经理人员阶层比重的上升来说明“中间阶层”的扩大。一方面，私营企业主被说成是“中间阶层”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说，“在中国社会结构较上层的部分或者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阶层中，掌握或直接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在这类阶层中，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外，还有私营企业主与经理人员（社会蓝皮书，第125页）。”
所谓“中间阶层”是1978年以来扩张最快的阶层结构部分的说法，高度依赖于将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归入社会的“中间阶层”。但是，研究报告自己也承认，“这一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阶层较为类似（社会蓝皮书，第120页）。”研究报告中表3所列举的若干城市各社会阶层平均收入的比较表明，除了在汉川，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略低于商业服务业员工以外，在深圳、合肥、镇宁，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均高于商业服务业员工的平均收入（社会蓝皮书，第125页）。
我们不妨撇开带有一定主观性的上层、中层、下层的分类，而观察一下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实际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表2根据研究报告所提供的信息说明了课题组对于各个社会阶层的定义以及根据课题组自己的调查研究所发现的各个社会阶层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利益变化的状况。表2所提供的情况表明，过去二十多年中，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分化明显加剧了。
根据市场化改革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可以将过去二十多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改革开始到八十年代中期，农民和个体工商户（约占全部人口的70%）是明显的受益者，其它阶层既没有明显受益，也没有明显受损。第二个阶段，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是利益分化局面的形成时期。到第三个阶段，即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四个明显受益的集团（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合计约占全部人口的9%），和四个利益明显受损的集团（产业工人、绝大多数商业服务业员工、农民、失业半失业者，合计约占全部人口的82%）。这样，只剩下办事员与个体工商户是受益受损不太明显的集团，合计约占全部人口的9%。
可见，如果以各个社会阶层的实际社会经济利益状况为衡量的标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正在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型”。恰恰相反，虽然在市场化改革初期，曾经出现社会底层（农民）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向上靠拢的局面，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已经形成高度两极分化的局面，约80%的人口基本处于社会的底层，原有的社会中间阶层的主体（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已经下降为底层的一部分，中间阶层的规模因而大大缩小了。
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多国体系
社科院课题组与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一方面，这说明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相对于已经“现代化”的、“发达”的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是落后的、低级的。另一方面，这又说明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展，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必然逐步地具备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
但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中国社会也不是孤立地存在着。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经济中，绝大多数生产者为利润而生产，并且不断地将利润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资本积累。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是现代世界经济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2]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由一个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分工体系构成的。在这个体系中，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编织成无数条商品生产和分配的体系，或者简称为商品链。每一条商品链都形成一定的市场价值。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同时存在的是由许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多国体系，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政治上的上层建筑。所有的商品链都跨越若干个民族国家，但是在每一条商品链中所形成的市场价值在参与商品链的各个民族国家中却是以极不平等地方式分配的。
中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秘书长马建堂在出席2002年“跨国公司在华战略论坛”时指出，以中国的玩具出口制造业为例，说明了国际玩具商品链的市场价值是如何在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分配的。表3根据马建堂所提供的资料，列举了一件由美国公司设计、中国工人制造的儿童学习用可发声地球仪由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以及每个环节所获得的市场价值。
表3说明，位于资本主义世界外围地区的中国大陆，在儿童学习用可发声地球仪的全球商品链中，累计仅获得10.5%的市场价值。位于资本主义世界半外围地区的中国香港地区，获得26.3%的市场价值；而位于资本主义世界中心地区的美国，获得63.2%的市场价值。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符合全球商品链的一般规律。[3]这个一般规律就是，在全球商品链中，中心国家获取绝大部分的价值，半外围国家获取较少的价值，而外围国家只获取很少一部分价值。
每个国家所获取的增加值又要在利润与工资之间作出分配。由于资本的国际流动，利润率在国际间有趋于平均化的趋势，因而商品链中各个环节的利润量必须与各个环节的预付资本基本相当。这样，外围、半外围国家所获得的较少的增加值必然意味着较低的工资率。或者说，只有外围、半外围国家工人工资率极大地低于中心国家工人的工资率，中心国家才可能获得全球商品链中的绝大部分价值。所以，全球商品链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同时意味着中心国家与外围、半外围国家间发生着不平等交换，中心国家以较少的劳动时间换取外围、半外围国家较多的劳动时间。通过不平等交换，大量剩余由外围、半外围国家转移到中心国家，成为中心国家巨大财富的基础。
由于工资率的差别在不平等交换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可以用工资率的差别来代表不平等交换的程度，也可以将工资率视为各个民族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等级地位的指数。表4比较了若干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