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这样的假设：资本主义工业和商品化将导致工人阶级的同质化。当然，这在某种程度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同时将会导致工人的分化：一是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明确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二是借助把市场选择原则转化为团体分化的机制。其结果是，把所有的阶级、性别和其他社会差别方式插入资本主义的地理图景中。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民族差别不能理解为某种古代秩序的残留。它们不会自动消失。它们是通过资本积累和市场结构日益分化的力量而被主动地生产出来的。由于阶级斗争的机制，也由于服务于自身的劳动和资本的力量，地域忠诚激增，它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强化。阶级斗争很容易在地理上转化成一系列零碎的共产主义利益，很容易被资产阶级力量所同化，很容易被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渗透机制所利用。
在通过雇佣劳动和市场交换得以实现的普遍同质化的范围内，《宣言》低估了资本分裂、分离和分化方面的力量，低估了资本吸收、转化、甚至恶化古老的文化差异方面的力量，低估了资本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动员力量，它同样低估了通过地域组织动员劳动的力量。这是极其危险的。共性和差别的辩证法并没有在《宣言》中的描述所暗示的那种意义上实现，即使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潜在逻辑和号召是正确的。
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霍奇逊
本站编者按：本文为霍奇逊人民大学出版社《演化与制度》一书的第2章，该书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的一种）。该章原标题为：“虚假的对抗和命中注定的调和”。
[23]本章涉及一系列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特别是关于其所称的规范立场和对市场的态度的批判。在此讨论了经济学中有关实证与规范判断之间存在的不妥当关系，并对新古典或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倾向市场的”（pro-market）这一广为流传的说法提出了批评。这样就提出了新古典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强调市场这一更为基本的问题。此外，还简要地考查了阿米塔·埃左尼（Etzioni, 1988）与此相关的著名尝试，也就是发展可替代的“社会经济”方法以矫正所说的新古典缺陷。
第2.1部分首先讨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本节也定义了新古典经济学，并分析了很多有关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其中包括反正统经济学家中极为普遍的一个立场：应该根据其规范性的结论和政策上的结果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判断（和给予谴责）。随后，我们更为详尽地讨论了经常与新古典经济学相联系的、那个特别的倾向市场的规范立场。
第2.2部分指出新古典理论在处理现实世界的市场时存在理论上的局限。因此，把新古典理论视为是“倾向市场”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过于慷慨了。其理由是，新古典经济学事实上并不了解核心的市场特性和过程。[24]在理论上，它没有识别或包含市场的主要特征，不可能具备任何倾向市场的资格。第2.3部分是本章的总结。
2.1 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批判
2.1.1 事实与价值的区别问题
我们是简单地或主要地依据其规范立场或政策结果来对一理论作出判断吗？反正统经济学家普遍会对这一问题作肯定的回答。他们经常得到以下论据的支持：与新古典教科书推崇的“实证经济学”相反，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事实的（实证的）判断和价值的（规范的）判断是无法分割的。
很明显，很多正统经济学家的思想已经陷入了意识形态的混乱之中——开始使用货币主义、拉弗曲线、理性预期等等倾向市场的理论——但同时又虚伪地接受了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这一命题。而很多反正统经济学家则会犯下一个危险的、表面性的错误：他们主要或完全依据理论的规范性内容，而不是其分析性内容来评价理论。
可以发现很多这类错误的例子。例如，有几位反正统经济学家全然无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才华横溢的洞见，仅仅是因为他令人不快的政策结论。另一个例子是，一些人时常无视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因其分析上的局限，而是因为它支持自由市场政策的假设的结论。还可以从反正统理论主要根据意识形态范畴——诸如“保守的”、“自由的”和“激进的”这种含糊的、政治化的三分法——而不是根据其核心假设和理论对经济理论进行的分类中找到其他的例子。在反正统经济理论的历史中，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
社会科学中，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关系被复杂化了，并已得到广泛的探讨与论争。在此，我们不能详细深入到这样的论争之中。相反，我们这里主要关心的是鉴别正统经济理论的批判者中出现的某些令人难以接受的立场。这里面包括了从其规范性结果的看法来评价一个社会科学理论：是接受还是拒绝一个理论，主要以此为基础。[25]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极端方式是认为实证的和规范的立场是等价的。一个不太极端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批判从实证方式转向规范方式，那只是因为我们不太介意采用哪种方式。另一种看法认为，规范性价值“无处不在”，因此要对一个理论做出判断，主要应依据其规范性价值。这样的立场很普遍，在那些批评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中间更是如此。在此，我坚持认为，这些看法都是危险而且无效的，甚至他们自己的理论也是如此。
我们在这里不是从社会科学已经过时的实证观点的角度来批评这些看法。这里着重强调的一点是，要把事实判断从价值判断中分离出来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一回事，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它们的差别。承认我们进入了一个“后实证主义”时代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已完结”。
相反，保罗·戴尔·布什（Paul Dale Bush, 1993）接受了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论点，认为“在真理应该是什么与真理是什么之间，不存在认识论上的差异”。这样，罗蒂和布什简直就是支持在认识“是”和认识“应该”之间不存在差异。相反，我们这里表明，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它意味着否定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任何区别。
例如，知道现今世界有很多穷人，与断言他们就应该受穷并不是一回事。“是什么”的陈述与“应该是什么”的陈述并不等同。草率地混淆实证与规范会导致极为保守的后果，这绝非激进的说法。如果实证的和规范的表述之间不存在认识论上的差异，我们就会被引向保守主义的死胡同。根据布什和罗蒂的规则，我们可能做出的有关“是什么”的任何表述都成了“应该是什么”的等价说法：任何有关世界现实情况的说明，成为等价于现存事实的道德认可。
众所周知，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我们永远不能从“是”推论出“应该”。众多后来的哲学争论也已表明，尽管休谟的论点具有正确的一面，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或绝对意义上的真（Roy, 1989; Proctor, 1991）。[26]例如，当我们面对在一方面是未曾尝试的和不确定的选择，另一方面是已反复尝试过的和传统的选择之间做出决定时，选择我们熟悉的一个并拒绝变化，这通常是合理的。事实上，甚至连最激进的思想家历来也是如此行事。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总是依赖习惯或先例的安全性（Dewey, 1939）。单纯的存在可能因此增大规范性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确实经常从“是”得出“应该”。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应该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很明显，这不是说在通常情况下和逻辑上，我们能够从“是”推出“应该”。人们有时根据习惯从“是”得出“应该”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社会科学家也必须这样做。事实上，这一主张会妨碍科学的进步，因为它会简化对规范性偏好的解释。科学家有义务尽其所能地区分实证和规范陈述之间的不同。反对休谟的认识论，并不一定会让我们得出结论说这种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或不可靠的。
实证主义作为一门哲学，是站不住脚的（Quine, 1953; Bhaskar, 1975; Caldwell, 1982）。但是，在这个后实证主义者的时代，存在一种陷入规范困境的危险。承认实证和规范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它们的所有区别。遗憾的是，很多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看另一个例子。在一份反正统经济学杂志上，克莱夫·比德（Clive Beed, 1991, p.470）提出了“反实证主义”的主张：“实证科学和规范科学之间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然而，这个特别的说明是极不明确，因为“二者之间的区分”有各种可能的含义。例如，如果所有实证说明都受到价值的影响，那么，从完全的、封闭式的划分这个意义上说，“二者之间的区分”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在一方面是内容广泛（尽管不是全部）的实证说明，与另一方面是内容广泛（尽管不是全部）的规范说明之间进行分类。这好像在说，由于企业和市场是彼此纠缠和不可分离的，因而“在公司和市场之间做出区分是不能成立的”。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推论。我们可以在保持明确的分类标准的同时反对绝对的二元论。此外，用所有的说明都有相同的认识论状态这种同质的一元论来代替实证主义的二元论，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下面是一些反复被提及的认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不能完全分离的论点：
[27]（a）事实陈述之所以受到价值的影响，是因为研究人员或者其听众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价值偏见。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这样，因其所研究的现象本身就包含了行为人的价值，所作的事实说明可能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
（b）事实陈述之所以受到价值的影响，是因为研究人员为了进行研究，一开始就必须对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作出价值判断。
（c）事实陈述之所以受到价值的影响，是因为研究者的研究要以资料为基础，而这些资料的提供，反过来又依赖于公司、政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价值判断和既得利益。
（d）社会科学的事实陈述之所以受到价值的影响，是因为研究人员本身就是人，他必然是他所考察的社会体系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命题，但不必在此一一列明。作者本人认可的这个命题，可以证明“价值无处不在”的说法。但它们不能说明实证和规范陈述在认识论上是等价的这种观点。在经济分析实践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总是纠缠在一起的，但并不是说二者是同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