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主权独立国家的共存权利早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时就作为一个欧洲准则而被确立，那么，这一原则在全球的普及，犹如民族国家形成的国内进程一样，却经历了几个世纪。在1848年，“统一”（lumping together）仅仅出现在德国和意大利，世界的许多其他地区到现在还没有实现这样的统一。19世纪是地域划分的伟大时期（绝大多数的世界边界都是在1870－1925年间被确立下来的，它们大多是由英国和法国单方面划分的）。国家的形成和统一却要在地域划分很久以后才会出现，它是一个长期的进程，通常是一个不稳定的问题（在非洲尤其是这样）。只有在1945年以后，非殖民化进程才使国家形成在世纪范围内极其接近《宣言》所设想的简化的模型。此外，由于交通工具的革新、非均衡的阶级斗争动力和非均衡的资源储藏而引起的相对主义意味着，地域轮廓不可能长期保持不变。商品流、资本流、劳动流和信息流都使世界的边界模糊难辨。偶然性（包括地域重新组合和重新划分的阶段）在此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颠覆了任何简单的目的论的解释（这种源于黑格尔的目的论，总是出现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未来的观念之中）。

4、当然，国家是众多的影响积累和阶级斗争动力的中介机构（mediating institutions）之一。货币和金融也应该受到重视。在这方面，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宣言》之所以对此避而不谈，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宣言》的作者尚未从根本上洞察到货币、生产、商品交换、分配和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许，原因始终就是，《宣言》的作者无力同时面对当时两股激进的思潮——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前者把资本的联合和信用的集中视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后者则强调去中心化和强烈呼吁成立工匠和小商品生产者的信用合作社。我们可以把世界货币解释为某种普遍价值的再现。这是一个功能主义的、非辩证的看法。在此，价值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观念，犹如民族观念一样，似乎凌驾于个体活动之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世界货币有了不同的看法，他把货币视为价值的再现，这种价值源于物质活动（具体劳动）的特殊性和价值（抽象劳动）的普遍性之辩证关系。当然，具体劳动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抽象劳动获得的条件是，商品交换变得如此广泛和普遍，以至于成了一种正常的社会行为。但是，有些机构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进行着调节。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交换制度、国家支持的地方货币等等，就这样变成了强有力的调节机构，它们在世界市场上货币的普遍性和在我们周围进行的具体劳动的特殊性之间进行着调节。当力量在日元、马克和美元之间转变时，或者当新的机构（如1945年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始扮演新的调节角色时，这些调节机构也会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

这里的问题是，地方和特殊条件同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的价值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总是难以确定的，这种国内关系会受到通过某种独立力量获得的组织结构本身的影响。这些调节机构总是具有地域性的基础和偏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某些种类的具体劳动和阶级关系的产生，甚至有时能够通过对资本组合（capital assembly）和资本流的控制而决定非均衡地理发展的模式。考虑到欧洲银行和金融在19世纪40年代的重要性（罗特希尔得家族就在1848年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考虑到圣西门政治经济理论（联合资本能够改变世界），即使“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特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Marx and Engels, 1952: 75）是《宣言》主要的政治提议之一，忽视对货币和金融机构的分析也是不可思议的。随后系统的论述（参见Harvey, 1982）虽然有助于阐释这个问题，但是，仅仅零星地、附带地对待金融资本和货币资本在组织资本积累的地理动力方面的作用，可能是《宣言》无心的和不幸的遗产之一（从希尔夫丁的经典著作在1910年问世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几乎没有著作涉及这样的主题）。

5、《宣言》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使农村屈服于城市，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进程为更加统一的工人阶级政治奠定了基础。这一观点是极其重要的。归根结底，它要说明的是，空间组织的产生并非与阶级斗争无关。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无论我们怎样批判《宣言》对这些动力的概括。《宣言》提供的描述是这样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在这个阶段，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群众，他们因相互竞争而被分裂。广大工人群众的团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会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个别工人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联盟（工联）……由现代工业所创建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便利了工人的团结，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Marx and Engels, 1952：54-55）。

对19世界的大部分时间而言，这种描述指出了阶级斗争发展的共同道路。即使在20世纪，我们也能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南韩的工业化就是一个典型）。但是，说这是一个有用的描述性概括是一回事，说在迈向社会主义的旅途中，阶级斗争必然要经历这些阶段完全是另一回事。

如我所指出的，如果它可以令人信服地被解释为空间组织在阶级斗争动力学中的非中立性，那么，它表明，资产阶级可以采取分散的、分而治之的空间策略在地理上瓦解直接威胁其生存的阶级力量的上升。《宣言》接着上面那段话继续指出：“无产者组织为阶级，从而组织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相互竞争而受到破坏”（Marx and Engels, 1952：55）。许多例子表明，资产阶级的策略达到了那种效果。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城市中，制造业从中心向郊区分散，以避免无产阶级集中的攻击。这种生产进程在空间上的分散策略，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增强自身力量的强有力的武器。国际工人之间的竞争不仅使资本主义优势增强，还导致了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难题（第二国际在一战时的立场就是最著名的例子）。或许，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工人运动更加擅长控制地方性的和地域性的力量，而不是空间状态，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已经使用自身先进的空间策略击败了地方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最近，资产阶级通过“全球化”从地理上和意识形态上对工人阶级力量的威胁，就证明了这一论点。尽管所有这一切并不与《宣言》的基本观点相背离，然而，它有别于《宣言》中对阶级斗争动力的实际概括。

6、贯穿《宣言》的一个基本假设是，革命行动的动力主要是快速城市化的工业无产者。即使在那时，忽视农村运动、农业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革命潜力似乎是草率的（托尔普德尔蒙难者就是农业工人，他们想在多西特结合成一个团体，不料尽管费进了力气还是被放逐到了澳大利亚；许多法国农村在1848年也拥有很高的革命热情，这使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一个主要的行动者）。随后的农民斗争和游击战的历史——更不必说又小商品生产者、种植园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在农业领域进行的斗争了——使我们不得不讨论宣言的中心命题：革命行动（再行动）的潜力的哪里？

7、这使我们进入了《宣言》遗产中最有问题的要素：“无产者”和“劳动力”在极其多样化的地域范围上的同质化。尽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标语依旧可以视为对资本积累的全球化策略唯一恰当的反应，但是，理解和形成这一反应的方式却值得批判性的审察。这一观点的核心是，现代工业和雇佣劳动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特性”。因此，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民族。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对立日益消失了。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他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旦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旦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Marx and Engles, 1952：71－72）。

这里的设想是很好的，但基本上是一厢情愿。《宣言》至多温和地承认，社会主义上台后所要采取的初步策略 “当然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它也指出，政治观点在一种情景转移到另一种情景时会产生怎样的难题——德国人采取了法国人的观点，把它们引入到自身并不太成熟的情景中，从而创建了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德国社会主义（82－83）。因此，在实际的政治世界中，必须注意非均衡的物质条件和当地环境。《宣言》的最后一部分指出，法国、瑞士、波兰和德国的政治条件各有不同。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把这些事业统一起来，在差别中寻求共性，进行有助于世界工人团结起来的运动。但是，在这样做时，我们应该大力借助根除和破坏地域忠诚和纽带的资本的力量，只有这样，才会一帆风顺。

在我看来，我们有两种方式理解“无产者和劳动力的同质化”同当代状况的关系。一方面，《宣言》正确地指出，抵制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全球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全球工人阶级阵营在以逐步的方式从地方到民族再到全球得以实现后，获得了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重组的力量和表现。在此，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是，想方设法找到把各种极其分化的、通常是地方性的运动转变成某种共同的目的（试比较Moody, 1997; Herod, 1997; 1998）。第二种理解是相当机械的。通过资产阶级的进步，通过工人阶级及其政治抱负和运动的去地方化和去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民族差别和分化将自动消失。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准备和促进资产阶级革命，教育工人阶级意识到他们的真正处境，并在此基础上激发他们建设新社会的革命潜力。这种机械的理解在我看来是不正确的，即使《宣言》本身能能为之找到一些实际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