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这种观点，《资本论》总体布局的另一个特征也很有意思。《资本论》第1卷最后一章涉及了殖民问题。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多余的想法，因为马克思在前面的章节中不仅宣布了要剥夺剥夺者，也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灭亡。但是，倘若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来看，这一章具有特别的意义。马克思试图表明，在资本的起源和性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如何凭借它在殖民地鼓吹的政策驳斥了自己荒诞的说法。在资产阶级的解释中，资本（犹如一种物）源于生产者自身劳动能力的充分运用，而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源于一种可以自由签订的社会契约：契约的一方是可以通过节约和勤俭生产剩余资本的人，另一方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人。马克思大声疾呼，“这个美丽的幻想”在殖民地“破灭了。”“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生产资料的主人，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资本并不是一种物，它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依赖于“自给自足的私有制的消灭，换言之，依赖于对劳动者的剥夺。”从历史上看，这种剥夺“已经被记录在野蛮的人类历史中”。同样的事实也表现在了殖民地的土地政策中，比如威克菲尔德在澳洲的土地政策：在此，私有制和国家的作用就是防止劳动者获得自由，以便为资本主义剥削提供大量的雇佣劳动力。这样，资产阶级被迫在其殖民纲领中承认它试图在国内隐瞒的东西：雇佣劳动和资本都是以劳动者无法控制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这就是“原始的”或“最初的”资本积累的秘密。

所有这一切与黑格尔悬而未决的问题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作出解释。如果劳动者能通过海外移民或边缘地区返回真正没有异化的生存状态（建立他们的乌托邦），那么，资本主义对劳动供给的控制就会受到削弱。这种形式的扩张有利于劳动，但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以后的著作中极其关注这个问题。他首先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殖民行为：

诸如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殖民地就是这样的。在这里，大规模的农场殖民者并不是资本家，也没有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尽管他们从宗主国带来了一些资本。他们基本上是为自己劳作的农民，其主要目标首先是生产他们自身的生存资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仅仅存在于第二种类型的殖民地（种植园）中，商业投机一开始就存在于此，其生产是为了世界市场。（Marx, 1968：302-303）

在第一种殖民地中，

资本主义霸权随处都与作为自身条件所有者的生产者的抵抗相冲突，因为这样的生产者使用这一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富裕，而不是资本家。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经济体系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二者之间的斗争。如果资本家有其宗主国的支持，他就会设法通过武力清除建立在生产者独立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和剥夺方式。（Marx, 1976：716）

黑格尔极其重视的新的工业市场和工业领域，只能通过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及相应的占有他人劳动能力的复兴而获得。因此，产生劳动异化难题的基本条件又出现了。马克思关于殖民的章节似乎排除了任何外在的“空间转移”能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可能性。显然，马克思被迫关闭了黑格尔略微打开的门，并通过否认殖民最终能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强化了他对彻底革命的召唤。

但是，这扇门并没有被关闭。黑格尔的“内在辩证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空间解决方案随处都能以正当的形式被重新提出。马克思借助“现代殖民理论”这一章解决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注的生产问题。当马克思要表明生产要求同产生了积累过度危机的流通要求相冲突时，他在第三卷中会如何做呢？两极分化呈现出了这样的形式，即一极是没有被使用的资本，另一极是失业工人，并随后导致了二者的贬值。这种危机的形成能通过地理扩张和地理重组而解决吗？如我在其他著作中所表明的（Harvey, 1982），马克思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对外贸易和外部市场在其他地方的扩张、资本输出、无产阶级通过原始积累在其他地方的扩展，所有这些都能在短期内阻止正在下降的利润率。但是，多长时间才算短期呢？如果它能持续许多世代，那么，这会对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在市民社会的心脏立即寻求革命转型的政治实践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工人也寻求自身的空间转移，那么，结果又会怎样呢？可见，马克思被迫面对工人运动中日益增加的信念：通过移民逃到乐土，是解决他们痼疾的药方。马克思在1848年致伊加利亚的公开信中（转引自Marin, 1984），他不仅指出，任何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都必须存在于某地，即存在于欧洲，而且，试图逃到一个乌托邦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还指出，移民们“在伊加利亚内很容易受到自身教育之错误和当今社会之偏见的影响，而这些错误和偏见是不可能根除的”。国内纠纷很容易受到敌对的国外势力的利用。此外，通过分工和环境条件中的激进变迁而强加在工人身上的压力，急需一定程度的激情和投入，而这种激情和投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注定要减弱。马克思继续敏锐地指出，“仅有几百万人并不能建立和维持一个公有的生存状态，如果他们不具有一个绝对独特的和宗派的性质的话”。当然，这些都恰恰是导致伊加利亚移民区在美洲失败的原因（参见Johnson, 1974），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马克思的结论：

对于实现了个人自由原则的共产主义者（当然也包括伊加利亚成员），一个公有财产的社区，如果没有一个转型时期，也就是说，如果在实践上没有一个个人财产逐渐转变成社会财产的民主转型时期，犹如要收割没有种植的庄稼一样是不可能的。

对于工人而言，寻求乌托邦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空间转移不可能仅仅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资本。

三、《共产党宣言》地理学的若干问题

《宣言》中的地理要素在随后的评论中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当它成为关注的焦点时，它在政治行动方面通常被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当我们回顾这种观点时，这意味着一个双重的反应。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当前的视角看，地理的调整和重组、空间策略和地缘政治要素、非均衡地理发展等等，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力学的关键特征（《宣言》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同样必须认识到，阶级斗争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社会主义的动力必须考虑地理现实和地缘政治的可能性（《宣言》在这个问题上的倾向是轻描淡写）。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宣言》实际描述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对如下问题提出一个更实际、更准确、政治上更有用的理解：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地理维度如何在维护资产阶级力量和抑制工人权益和抱负方面发挥并将继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如下所述，我将在很大程度上把第一个反应视为“既定的”反应。尽管列斐伏尔（Lefebvre, 1976）的评论或许有些夸张，我想，他关于资本主义仅仅“通过占有空间和生产空间”就能在20世纪生存下来的评论还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同样的话语说在21世纪末，那将是一种讽刺！

在此，我将主要对《宣言》中的实际描述作一批判性的考察。我这样做时主要是从我们时代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1848年的观点出发（尽管如我偶尔所表明的，即使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宣言》中的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在这一进程中，我试图脱离黑格尔的观点来单独考虑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时空发展。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提炼出《宣言》地理学的七个方面来加以评论。

1．把世界划分为“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至少是犯了年代误植的错误（anachronistic）。与之相伴的资本积累的中心－边陲模型至多是一种粗糙的概括，有时会造成误解。好像是聚集在某一中心位置（英国或欧洲）的资本正在向外部扩散，以至于包围其余的世界。这种观点似乎源于马克思完全接受了黑格尔的目的论——在目的论的历史进程中，空间好像是一个被动的容器，它从中心开始，向四周扩散，然后填满整个器皿。资本主义究竟产生于何地？它究竟是产生于一个地方，还是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这类的学术争端似乎没有达成共识的迹象（参见Blaut, 1977; 1993）。撇开这些难题不说，资本主义随后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包含在这种扩散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尽管有些例子表明，资本从中心流向了边陲（如剩余资本在19世纪后期从欧洲流向阿根廷或澳大利亚），但是，这种描述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实际情况不符，与当今先后发生在南韩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符：这两个国家都在进行某种形式的国内原始资本积累，并把其劳动力和产品投放到全球市场。

资本积累的地理学应该得到比《宣言》提供的扩散主义概括更准确的认识。问题不在于描述的概括性本身，而在于它没有提出非均衡地理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有助于我们描绘出工人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的动力。马克思在日后的著作中部分地纠正了这一错误。《宣言》中至少有一种暗示：我们应该更加辩证地理解资本在占有和掠夺全球财富的商业活动中的起源。

更抽象地理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空间/地点辩证法也是十分有用的。地点、地区、区域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中演进？例如，不同民族国家（或其他主权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已经与市场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结构中的位置交织在一起。同样引人入胜的是，那些不容易使用空间力量来阻止封建主义的民族国家（如20世纪的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是如何走上法西斯主义的？

2、《宣言》正确地强调了通过交通工具的革新和投资来减少空间障碍的重要性，因为交通工具对于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加和维持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观点表明，这是一个持续的、而非业已完成的进程。如《宣言》后来所指出的，“通过时间来削弱空间”深深扎根于资本积累的逻辑，它在具有资产阶级时代历史地理学特征的空间关系中（从收费公路到铁路、高速公路和空中旅行再到虚拟空间）产生了一个持续的、然而通常是曲折的转型。这些转型削弱了（通常与封建主义相连的）空间的绝对性，强调了空间关系和地方优势的相对性，从而使李嘉图的贸易比较优势学说成为一个高度动态的、而非静态的问题。此外，商品流的空间轨迹同资本流、劳动力、军事优势、技术转让同信息流的关系不得不加以描绘。在这方面，《宣言》并没有错误，只是它准确的陈述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3、或许，《宣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忽视了世界性的地域组织，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区域性组织。比如，如果国家必然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那么，国家不得不在地域上加以划分、组织和管理。《宣言》对这个问题的描述是颇具煽动性，只是过于简单了。财产的集中和资产阶级进入政治舞台使得“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具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的阶级利益和统一关税的国家”（Marx and Engels, 195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