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一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地理问题。若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非均衡地理发展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在很久以前就不再发挥政治经济体系的功能。把不同的领土和社会结构非均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地寻求我在其他著作中（参见Harvey, 1982）所称的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空间转移”——这两个进程已经创建了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这种分化在今天比其他的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并且，《宣言》在考察这些问题时的优点和缺点都值得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也值得审视，因为正是在这里，欧洲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联合，并试图制定一个在引人注目的地理和文化分化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共同革命议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非均衡地理发展和空间转移问题的思路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一方面，城市化、地理转型和“全球化”等问题在他们的观点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地理重组的潜在后果倾向于迷失在最终使时间和历史凌驾在空间和地理之上的修辞模式之中。

《宣言》的第一句话就使他们的观点局限在了欧洲，它的主题首先适用于这一跨国实体及其工人阶级。这反映了如下事实：“各国的共产主义者”（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芬兰语和丹麦语是这一文献发表时所设想的语言）聚集在伦敦来制定一个工人阶级的纲领。因此，这个文献是欧洲的，而非国际性的。

但是，全球背景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忽视。让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革命变迁，同“美洲的发现和绕过好望角的航向”有关，同开辟了殖民地的贸易、打开了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有关。无疑，资产阶级的兴起是同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理活动和策略交织在一起的：

现代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就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Marx and Engels, 1952：42-3）。

凭借这些地理手段，资产阶级从外部绕过了地域性的封建力量，并从内部颠覆了这一力量。还是凭借这些手段，资产阶级把（具有军事、组织和财政力量的）国家变成了实现自身抱负的委员会。一旦资产阶级上台后，它就会部分地通过内部、外部的地理转型继续追求其革命使命。从内部来说，大城市的兴起和快速的工业化使得城市统治了乡村（同时，把后者从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种拯救出来，并把农民变成了下等阶级）。城市化使生产力和劳动力在空间上集中，使分散的人口和财产迅速地转变为最终在民族国家的法律和军事机构中得到巩固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伴随着交通运输体系、劳动的地域分工和城市基本设施作为资本积累的基础而被建立起来，“自然力”慢慢地服从于人类控制。

但是，无产阶级在工厂和城市里随后的集中使他们意识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以此为基础，他们开始建立工会这样的机构来表达他们的想法。此外，现代交通体系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从而“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称全国性的阶级斗争”。这一进程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特性”，因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服从于统一的资本统治。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以类似于资本行动的方式在集中、在扩散。

马克思在下面的段落中详细解释了这种观点。这一段落是如此著名，以至于我们很容易把它忽略掉，而不是仔细地阅读它、思考它：

日益扩大的市场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通过世界市场的开拓，使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的特征……古老的民族工业已经遭受了破坏，而且每天都还在遭受破坏。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城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越来越不可能，于是源于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Marx and Engels, 1952：46-7）。

如果这不是对我们今天所称的“全球化”的精彩描述，它又是什么呢？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又继续写道：

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低廉的商品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恨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它迫使它们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也就是说，使他们变成资产阶级。一句话，它根据自己的设想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Marx and Engels, 1952：47）

资产阶级“教化使命”的主题在这里被提出来了。这段话也隐含了地理扩张力量的某种极限，它不可能无限期地永远扩展下去。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地理使命是阶级和生产关系在日益扩张的地理空间上的再生产，那么，国内资本主义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领域同样也将在地理空间上日益扩张。阶级斗争变成了全球性的，当然，这导致了著名的格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反资本主义革命和亲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

二、空间转移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凭空提出他们的观点的。事实上，他们利用了长期的分析传统。尤其是，他们似乎仔细阅读了黑格尔的《权利哲学》，同时吸收了该书的优点和缺点。

黑格尔（1967：148-152, 278）在该书中提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可能是解决他所谓的“成熟的”市民社会之严重的、强大的内在矛盾的手段。一极是财富的日益积累，一极是陷入极度痛苦和绝望的“下等阶级”的形成，这为无法通过任何的内在转型（比如财富的重新分配）解决的社会不稳定和阶级斗争创造了条件。因此，市民社会因受其“内在辩证法”的驱使而“超越了自身的极限，并在物资不怎么充足或工业普遍落后的地区寻求市场和必要的生存资料。”它必须发现自己的殖民地，并让它的部分人口“在新地区重返以家庭为基础的生活”。通过这种手段，它“为新地区提供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以满足它们的新需求”。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赢利冲动”的刺激，而这种“赢利冲动”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风险，以至于工业“不再扎根于本国土地，不再局限于具有快乐和欲望的市民生活的小圈子……它包含了变动、危险和破坏的因子”。这显然已经预示了《宣言》中的一些表述。

在简要地概括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可能是市民社会日益激化的内部矛盾的解决手段以后，令人相当吃惊的是，黑格尔放下了这个问题。他使我们无法知道，资本主义能否通过某种“空间转移”获得短期或长期的稳定。相反，他转而关注国家概念，并以此来实现伦理观念（ethical idea）。这可能意味着，通过现代国家——内在转型——来解决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既是可能的，又是尽如人意的。然而，黑格尔并没有解释，他所看到的贫困难题和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难题如何才能够在现实中得以消除。那么，难道我们应该相信，这些特定的难题只有通过帝国主义才能够得以解决？答案是模棱两可的。如阿维纳里（Avineri, 1972: 132）所指出的，“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只有在这里，他才提出了一个难题，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资本主义难题的解决方案存在于福地或视野之外的其他空间，这似乎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黑格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日后的思考，这可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恩格斯的确相信，“只有马克思，才可能从黑格尔的逻辑中提炼出包含着黑格尔真正发现的内核”（Marx and Engels, 1980: 474）。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资本主义积累普遍法则时所使用的语言，同黑格尔在《权利哲学》中所使用的语言十分相似。在《权利哲学》一书中，黑格尔写道：

如果大众的生活标准降低于特定的生存水平——一种根据社会成员的必需品的多寡而自动调节的水平，大量的贫困人口就会产生。与此同时，这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会产生出一种极其有利于财富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条件（Hegel, 1967: 150）。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写道，

伴随着资本积累，工人的处境会变得更坏，不管他的工资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与财富的积累相对应，它使痛苦的积累成为一种必要条件。因此，财富在一极积累的同时，就是痛苦、劳动折磨、奴役、忽视、野蛮化和道德堕落在相反的一极的积累（Marx, 1976: 799）。

这两段文字有着惊人的相似。大量的历史和现实证据表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甚至能够证明：黑格尔偶然提出的、没有逻辑支持和证据支持的命题，确实是正确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描述的内在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倘若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它不可能从内部得以解决。倘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受到抑制和调节，它将耗尽、并最终破坏自身财富的两种源泉——劳动者和土地。这就是马克思的结论，他不仅仅想把这一结论强加给黑格尔哲学的信徒，还想把它强加给所有其他人。但是，为了使其论点能站得住脚，马克思也不得不再次提出黑格尔曾经提出、但并未解决的空间转移问题——某种在别处的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