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克反驳的另一个批评“实用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实行资本公有制，会使资本家应得到的合理收入也被剥夺，因为资本家在资金管理、风险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对社会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剥夺他们的资本及其所有权收入，就会造成另一种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扬克指出，这种观点已是资本主义辩护士们的陈词滥调了。只要看一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家们便会知道：他们拥有的资本不是来源于遗产的继承，就是来源于在资本市场上的幸运投机。大部分资产根本不是他们自己劳动的积累。而且，在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日益分离的今天，能够努力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资本家能有几个呢?因此，实行社会的公有改造，根本不会带来资本主义辩护士们臆想出来的社会分配不公，反而能带来更多的社会公平。
2.论证了实行资本公有制也能带来较资本主义生产更高的经济效率
扬克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效率是极为欣赏的，但他指出，如果资本公有制实行得恰到好处，“实用的社会主义”甚至能取得比资本主义生产更高的经济效率。扬克对此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首先，扬克从整体上分析了当代大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率机制问题。他认为主要有四个机制发挥作用：(1)无力清偿债务和破产的威胁；(2)企业间在市场和利润方面的激烈竞争；(3)资本市场上借贷机构的压力；(4)企业董事会的压力。扬克指出，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实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这四个效率机制都以新的方式存在着：公有企业如果资不抵债，仍然要按严格的程序被宣告破产；仍然存在众多的为公共所有的、但分别以各自利益为中心的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虽然私人资本已被排除在资金市场之外，但相互间竞争的企业仍然承担着来自各种金融中介机构的压力；“公共所有局”发挥了资本主义企业中董事会的作用，对企业经理实行严格监督。总体上说，这些方面会保证公有企业至少保持和资本主义企业同样的经济效率。
其次，扬克进一步论证了“公共所有局”在发挥经济效率机制作用方面比资本主义企业的董事会更为有效。扬克指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董事会法定权利很大，但实际权力很小。这是因为：其一，董事会组成人员只代表全部投票股中的极小部分；其二，董事会组成人员大多由在职经理提名，这些经理很有可能提名一些不懂业务而对己有利的人；其三，董事会召开会议次数有限，即便召开，也得由企业经理安排议程。总之，董事会对企业经理的监督激励作用是难以充分发挥的。而在“实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共所有局”的代理人将按严格的工作程序对企业进行监督，有权决定免除经营状况不善的公有企业的经理。如果“公共所有局”及其代理人发挥正常作用的话，将能保持整个企业生产的经济效率。
再有，在“实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社会红利的分配与劳动收入成正比，因而极为有效地鼓励了社会成员的劳动；由于在经济决策方面取消了富有资本家阶级的特权，这就更有利于经济民主的发展，使决策更为合理有效，从而使经济效率大为提高。
当然，扬克对“实用的社会主义”在资本公有制基础上实现经济效率的论证中，许多地方属于主观逻辑推论，也有许多地方未免牵强。但他对公有企业如何在市场竞争中提高经济效率的探索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公有企业的改革不乏参考之处。
综上所述，扬克对自己倡导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的论证，在某种程度上捍卫了公有制原则，反驳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如今社会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的全面诋毁，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武断之说，同时鲜明地提出并详细思考了社会分配公平问题。这些使“实用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设计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和参考价值。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扬克的“实用的社会主义”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把公有制的建立看作是脱离历史前提和条件的简单事情，而不了解每一种所有制的产生和灭亡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必然导致扬克的理论带有空想的色彩。而且，他所倡导的公有制越是设想得详细周密，其空想色彩也就越加浓厚。
另外，扬克的理论虽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提出了否定，同时也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病，但由于具有改良性质，它不可能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症结，因而也不可能设计出真正科学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
四、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
米勒(D.Miller)的模式十分强调协调和解决价值目标的冲突，力图寻求切实的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效率、福利、共有、公平和民主的途径。米勒主要是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进行经济、政治和社会整体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建构的，因而其模式更具系统性。
米勒以工人合作社为基本经济组织形式建构了一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其基本构成是：(1)生产企业以工人合作社的方式构成，每个合作社必须实行民主管理，每个工人都有平等的投票权，所有的劳动者决定本企业的每一件事情，企业的重大决策必须取得全体工人的一致同意。(2)工人合作社从外部的投资机构租用和借贷资本，并且在该模式中不存在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违背平等目标的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市场。(3)每个合作社面向市场进行生产经营，并自行决定生产什么、生产方法和价格，并在市场上相互竞争取得利润，纯利润形成一个基金库，作为企业投资和收入分配的源泉，那些不能为其内部成员提供维持生活最低收入的企业要宣告破产。(4)国家通过间接发挥经济调控功能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以保证经济服从广泛的平等目的。
米勒在对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基础作理论分析的时候，谈到了“过渡”机制的问题。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把这个“过渡”看作是一种渐进过程，并希望有同情心的政府将会支持各种关于利润分享和共同决策的计划，促使工人买下他们自己的企业的全部产权或组成新型的合作社。然而，米勒也敏锐地意识到任何一个政府在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大环境中要实现上述计划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即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将对这种转变十分有利，如果国内继续支持更大程度的经济平等和更具参与性的工作组织形式。
米勒同时对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米勒指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都是各有利弊的不完善的组织形式，因此他一方面认为新古典学派崇尚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另一方面又谴责崇尚纯粹计划机制的学派。米勒强调，各种经济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运用市场也运用计划。米勒指出，问题在于这种机制中何种为分配资源的主要方法：是市场还是计划，如果将市场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计划就能在必要之时或必要之处加以运用。如果将计划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市场机制就会式微，而且弱小到不能够有所作为。中央计划体制必然会压制和损坏市场机制以及市场兴旺所赖以为根本的主要特征(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竞争精神)。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换机制，只是在有需要之时才用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其结论不能说不清楚，但这种结论是英国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学者一厢情愿的心灵呼唤呢?还是昭示着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的预言呢?
米勒进一步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者必须坚持他们对新自由主义者的一个最重要的批判，即把产品市场与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混同起来，抹杀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米勒认为，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与一般产品市场存在根本区别。在资本市场上，投资决策不仅具有广泛的外部性，而且影响着未来人的生活。在劳动力市场上，首先，劳动力一般只掌握某种特殊的技能并且终生受雇于某个雇主；其次，劳动力付出的劳动包含了他们生命的很大部分，因而，劳动者的决策同样承担着巨大风险。因此，资本和劳动力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能完全市场化，或者说，市场社会主义将是自由的产品市场与有管理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结合。
米勒的模式是以英国和西欧普遍存在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蓝本而设计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纯模式”，目的就是要证明市场社会主义仍然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并且可以把市场的效率长处与社会主义的人道的和平等的目标结合起来。虽然这一模式也有缺陷，但毕竟是提供了一种代替当代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及西欧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可行方案。
五、韦斯克夫的“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
韦斯克夫(T.Weisskopf)把他所倡导的独具特色的模式称之为“以民主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或“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韦斯克夫主张企业必须实行民主自治的原则，把企业的控制权平等地授予直接影响企业管理的人们，把一些重大的经济决策事项纳入平等的社会决策范围。企业的所有成员按照“一人一票制”原则选举企业委员会，企业经理由委员会雇用并对其负责，工人可以根据一定的规则自由加入某一自治企业，且必须拥有企业的投票权。企业可以采取任何方式的收入分配政策，但这些政策一定要民主制定。
2.为了保证资本收入的公平合理分配，韦斯克夫建议，给予每一个成年公民以平等的对所有企业生产性资本收益的索取权利，这可以通过一开始分配给每个成年公民相同数量的共同基金股票的办法加以实现。
3.全国的、地区的以及地方的各级政府都要制定积极的经济政策，以期达到经济发展的社会合理目标。政府通过控制资本构成的总体比率和方式等办法来影响企业的决策。
4.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由于资本所有权分散、总体收入分配较大程度的平等和工人自治制度而在效率方面具有总体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