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德汉和罗默的模式试图解决经理的激励问题。私人产权缺乏及股权分散使得监督经理成为关键。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用以解决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代理问题的监督主要包括证券市场接管威胁和大机构（银行、养老基金）经理控制两种监督模式。在新市场社会主义中，巴德汉支持以银行为中心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银行不仅充当主要的资金提供者，而且是主要的控制和监督工具。在这里，代理问题通过拥有相对较多的股份或信息的主银行和其他簇系成员来解决，而且主银行作为簇系企业主要资金来源，也有动力进行监督以确保贷款安全，同时还要赢得在其他主银行中的声誉。但是现实中这种监督模式却给日本的银行造成了大量的不良债权，而且巴德汉也没提及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关系。
在罗默的模式中，股票市场和资本主义股票市场作用（传递交易信息、通过接管威胁约束经理）相近，但集资仍是通过银行体制进行。由于罗默把他的票证体制和巴德汉的银行体制结合起来了，因此，在罗默的模式中，代理问题是通过证券市场和银行体制双重渠道解决的。罗默认为这种方案有几个优点：首先，可防止公民手中股权集中；第二，提供交易信息和监督工具；第三，它最接近于资本主义现实，因此最可能和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有同样的效率；最后，持股机构和主银行介于企业和国家之间，是可以充当直接的政治责任的一个缓冲器。
同时，罗默强调了国家的作用。他认为，市场失灵使得对投资的政治控制非常重要，为此应把优惠利率和附加费作为基本工具。另外，在公共品提供、弥补不完全市场缺陷、利用投资正的外部性、社会福利，尤其是失业和收入分配方面，国家干预也完全必要。
应提及的是，在“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罗默和巴德汉谈论的多是约束机制而不是激励机制。制度这一概念在新市场社会主义那里是非历史的，可被随意复制。罗默提及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和东亚增长奇迹，都已成为历史，因此不应用作“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建立的基础。另外，与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有关的问题其他学者已有深入研究，新市场社会主义并无突破。
巴德汉和罗默的模式存在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模式中存在实际市场和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使用新古典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超越兰格模式。因此，对早期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批评大多适用于“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比如，罗默把价格看作是外生的，这样就采用了新古典静态的竞争概念。这种概念未能抓住竞争的本质，奥地利学派非常强调的一个因素——创新——在“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也未涉及，企业家被看作是在既定条件下，像机器人一样、最小化成本、最大化利润。这样，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创新职能就消失了。
新古典理论使用帕累托最优作为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而帕累托最优是一个纯经济学的标准，没有考虑到效率的社会学含义——分配公正。因此，这样一个标准违背了“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建立的初衷（竞争也是如此，因为竞争必然会产生收入不均问题）。同时，帕累托最优是静态配置效率标准，新古典理论没有考虑创新问题，认为技术是外生给定的。
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体系不健全导致市场普遍失灵，进而产生市场非效率，“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并未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斯蒂格利茨对市场的态度和奥地利学派相反，但他对市场本身的批评同样适用于“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新市场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关注微观效率而忽视了宏观经济稳定性问题。 “原子决策”连同期货市场和风险市场缺乏一起产生不确定性，进而导致投资“协调失灵”和经济波动。结果市场不能出清，资源浪费，失业也会继续存在。罗默也承认这一点。兰格考虑到了非最优的投资率问题，他的模式中投资率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决定，这样有助于减轻不确定性、不稳定及失业问题。而罗默的模式尽管通过利率优惠和附加费手段进行间接的计划，但投资率基本上还是由企业个别决定。新市场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使得不确定性、不稳定、市场非出清等问题仍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与早期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相比可以说是个倒退。
最后，新市场社会主义还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重大缺陷。斯蒂格利茨和新古典理论一样把信息看作是客观的知识。由此，他置疑完全信息假设：它没有反映出受非对称信息支配的现代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不完全信息可以得到但代价高昂，而哈耶克不仅置疑新古典理论中的完全信息假设，他还认为信息是主观的、分散的、不完全的、经常冲突的、个人拥有的知识。也就是说，斯蒂格利茨把信息看作是客观的知识，得到需要代价；哈耶克认为信息只能通过竞争过程得到，两人的概念存在差异。
然而，斯蒂格利茨和哈耶克都没认识到信息的社会性。一方面，信息可能不一定是个人的，比如，工人集体拥有的而不是单个企业家所拥有的信息就是这样。即使当个人拥有的时候，它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会性，因为个人接受到的信息的概念化必然包含社会的价值判断（以假设、理论等形式）。
新市场社会主义同样没有考虑到信息的社会性。信息产生于市场过程之中，因此信息必然具有社会性。新市场社会主义主要强调分配问题而不是社会财产关系。后者的变化纯粹被看作是一种手段，作为一种公正分配的工具，它与作为一种社会生产体制的任何社会主义观念无关。在“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被看作是模式而不是社会生产体制。罗默和巴德汉的主要任务仅仅是模式的构建，构建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和一个资本主义模式，然后作比较，以判断出哪个效率更高、分配更公正，分析框架都是相同的，所有历史的、社会的因素都不见了。可以说罗默和巴德汉的模式只是一个考虑了激励问题的兰格模式，他们为此改变了兰格模式的一些假设，而方法论及实质均未改变。
新市场社会主义采用了新古典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试图通过对个体的解释来解释整体，但是整体并不是个体的简单集合。新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性的忽视和它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两者都是根据个人动机来解释经济现象，人的行为被看作是普遍的、非历史的、非社会的。社会因素必须用作个体行为分析的出发点而不是结果。当然，这不意味着个体行为完全由集体因素决定，只是个体行为必然由社会因素和制度决定，而后者又以前者为条件。
新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缺乏社会性分析，直接导致了对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及其动力分析的不足。新市场社会主义未认识到为社会变革提供物质条件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和联系。这样，新市场社会主义就纯粹成了抽象的主观设想。
三、扬克的“实用的社会主义”
1992年扬克(James A.Yuncker)在《修正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方案》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实用的社会主义”模式：(1)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大规模经营的私人所有制企业转为公共所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消除当代资本主义中生息资本所有权收益分配的不平等现象；(2)公有企业仍然像资本主义私人企业那样的方式经营运作，借以保持经济效率；(3)公有企业的利润将以社会红利的形式分配给社会全体成员，个人所得红利份额是与他所挣得的劳动收入(工资和薪金)成比例的。扬克的目标无疑是构建一种公平和效率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显然，这一理论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积极意义：
1.论证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分配公平
“实用的社会主义”主张将当代资本主义大规模经营的企业转为公有，借以消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资本为私人资本家控制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现象。这种主张表示了在所有制关系层面探求获得社会公平的途径的理论努力。扬克认为，如果公有制采取了恰当合理的方式，它在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贫富分化现象、实现社会分配公平方面是会获得成功的。扬克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论证。
首先，扬克运用具体的数字比较论证了“实用的社会主义”采取的资本公有制能带来更大程度的社会分配公平。他指出，在现今美国的财产收入分配中，资本所有权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现象如果用基尼系数表示，大约是0.90，而表示劳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值是0.35。如果按照“实用的社会主义”理论设计操作，在资本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资本性收入分配和劳动收入分配成正比的原则，那么上面0.90的数值就降至0.35左右。如果资本所有权收入占全部收入的20%，劳动收入占80%，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收入分配来说，基尼系数会从目前的0.46降为0.35。从实现收入分配平等这一点来说，“实用的社会主义”是很有吸引力的。然而，设计是一回事，而能不能实现则是另一回事。对此，扬克不得不承认，只有这种转变能够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才能使“实用的社会主义”得以较为顺利和迅速地实现。他甚至还试图依靠纯道德说教的力量来实现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没有提供科学可行的替代资本主义的道路，这表明他的方案并不十分“实用”。
其次，扬克反驳了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下述诘难：实行资本公有制，人们不再获得纯粹的资本利息收入和其他形式的所有权收入，这实际上是对人们拥有财产的剥夺，是严重的社会不公行为。扬克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部分的资本性收入被少数人攫取，相比较而言，社会大多数人从股票、储蓄中获得的资本收入是微不足道的，这实际上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严重剥夺。如果实行资本公有，那么大多数人按照其劳动收入量获得的社会红利将比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里得到的小额利息要多得多。扬克强调，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只是一味担心资本所有制的变革会给自己带来损失，却没有仔细思忖一下自己在目前的处境下失去的东西更多。扬克的这个见解的确不乏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