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看到：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极为详尽的历史叙述奉献给读者一个结构性的理论。从书名开始，他给出了三个相互区分的范畴，即物质文明（陈规惯例、日常循环的无意识、日常生活）、经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垄断）。布罗代尔的研究证明交换的不平等不能用经济法则即市场的规则加以解释，因为经济不平等纯属社会不平等的翻版。这一思想的直接体现就是他在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作出的基本区分：市场经济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而资本主义只关心交换价值；市场经济以竞争为主宰，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换是平等的，而资本主义则制造和利用其垄断地位，从而造成交换的不平等。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布罗代尔并没有直接明确地在他的著作中阐明他的理论立场，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从他的历史研究中引申出一些相对明确的结论。

关于布罗代尔的三层分析模式的含义，布罗代尔自己作出了说明，收入本书的沃勒斯坦的《反思社会科学：十九世纪范式的局限》一文也已经给出了清晰的说明，这里不再一一重复。但是，为了说明布罗代尔与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关系，仍然有必要扼要地提及几点：

第一，这一研究质疑了亚当•斯密以降将资本主义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相互重叠的理论方式，并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反市场的制度，它总是趋向于垄断。市场经济包含下述几个特点，即它是透明的和近距离的现实世界、是低额利润的区域、是不同市场之间水平联系的区域，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的特点则是远距离的和投机的世界、是投资和资本高速形成的领域、是非同寻常的高利润区域。前者是自由的，后者是垄断的。换言之，“资本主义则被定义为集中区域，相对高度垄断的区域，也就是说，它是反市场的。”[47]这一历史分析瓦解了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神话，从而构成这一自我调节市场的观念的认识论前提的自我运转的世俗时间观念也随之瓦解了。博兰尼的同事尼尔(W. C. Neale)论证说，只是在十九、二十世纪才出现了历史上首例自我调节的经济，布罗代尔承认存在着变化，但他指出：在此之前市场经济即已存在，价格波动更是自古以来的现象。因此，十九世纪发生的变化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的诞生，毋宁是市场经济的特定形式的出现。从总的理论视野来看，布罗代尔根本上否认在历史中存在着所谓纯粹“自我调节”的市场。

第二，无论是日常生活、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等范畴均无法用作概括特定的社会形态，这是因为这些范畴描述的物质关系具有长远的历史。参照沃勒斯坦、布洛克等人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尽管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众多的区别，但这两个社会内部都存在市场关系和资本主义，以至这两个社会之间的区别变得极为模糊。这样一来，斯密、黑格尔和马克思用以论证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历史哲学，即那种将历史区分为不同阶段的目的论的历史观，难以自圆其说了，从而作为这一历史叙述的认识论前提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也随之瓦解了。

第三，布罗代尔还对用商业、工业和金融等范畴区分资本主义的各个历史时期表示质疑，他的理由包括：资本主义具有无穷的灵活性和调节能力；专门化和劳动分工通常从底部开始；资本家是垄断家。人们普遍相信现代市场社会诞生于十九世纪所经历的那个以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的巨大转变，但上述区分对此给予了明确的否定，并进而对一系列困扰人们的议题如前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提出质疑。[48]布罗代尔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假定的怀疑并不意味着他背弃了这个传统，恰恰相反，他以自己的独特的历史研究重申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预设，即经济是镶嵌在政治制度、法律、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内部的活动。

上述三个方面都构成了对于启蒙时代的知识和信念的质疑。那么，我们能从博兰尼、布罗代尔和他们的追随者那里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这些启示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变化、对于理解当代社会运动的方向又有着怎样的意义？首先，资本主义的垄断总是密切地联系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其它领域的不平等，因此，争取自由的斗争（包括劳动力契约自由、交换关系的自由，等等）就必然同时是争取社会平等的斗争；同时，由于区分了市场与资本主义，对于垄断的反抗不再等同于反市场的斗争，恰恰相反，它变成了争取市场自由的斗争。其次，由于经济的运行总是镶嵌在政治、文化和其它社会条件之中，从而争取经济自由的斗争不是对于政治制度和其它文化结构的摆脱，而是如何改革、限制和扩展这些制度以创造自由竞争和公平交往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争取市场自由的斗争不能等同于反对国家干预，而应该被理解为反对国家成为垄断的保护者，并以各种社会斗争的形式迫使国家通过调节价格等因素保护真正的市场竞争。第三，对于经济霸权和跨国垄断的反抗不能等同于对于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否定，恰恰相反，这一斗争所追求的是以民主的和自由的方式建立保障自由竞争和公平交往的制度形式。换言之，在任何范围内，即无论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还是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争取自由的斗争都必然会表现为争取民主和平等的斗争。自由的程度越高也就意味着平等的水平越高，从而劳动者获取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能力也就越高。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的、结构主义的描述方法引起过一些重要的争议。例如，这类结构性的变化与历史的主体即人的活动的关系究竟如何？在新的理论框架中，怎样理解十九世纪发生的转变（包括金融全球化、媒体经济等等）？如何估价三层结构之间的关系（相互联系的，还是明确区分的，能否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在一定意义上，正如博兰尼和布罗代尔对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一样，这类追问往往也是从实质性的历史关系出发质疑理论构架的解释力。在这个意义上，实质与形式的区分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不断自我颠覆的动力。如果从理论结构的角度看，布罗代尔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在于他的三层结构不同于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者的那种总体论，即把国家、法律、市场和意识形态连接在一起的总体构架。[49]布罗代尔将物质文明或日常生活的层面引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内，同时认为日常生活、经济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区别的历史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不能等同于一定的社会总体关系，相反，它仅仅是一个社会的局部的关系。日常生活的领域和市场的领域同样如此。因此，尽管资本主义不断地利用它的权力渗透到其它社会生活领域，但从理论上看，它从来不是支配一切的力量。从这一点出发，相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盘的市场主义或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国家计划，布罗代尔在社会斗争的层面提供了一种非总体化的方向，例如通过保存日常生活的价值抗拒资本主义的垄断关系，或者，通过扩大真正的自由竞争反对国家与利益集团或跨国资本的联合，等等。在制度的层面，人们一方面可以利用法的关系保护劳动契约自由和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传统的习俗、礼仪和传统关系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布罗代尔为各不相同的社会运动提供了理论的视野。但按照这一视野而展开的历史运动能够抗拒那种似乎越来越强大的垄断力量吗？或者，按照博兰尼的概念，社会的保护运动与垄断性的市场扩张的冲突会不会再一次引发社会的解体或不同形式的动荡？我们无法预知。

正是在这一理论视野与社会运动的取向联系起来时，布罗代尔所描述的历史运动本身的“理论性”才重新呈现出来，这是因为他对另一种制度的构想本身也是建立在一种新的理论假定之上，即解放的市场的假定。沃勒斯坦概括说：“布罗代尔‘解放的市场’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真正存在的市场。他的市场真正是竞争的，其中，供求关系决定了价格，也就是说，潜在的（或者业已实现的）供求关系。利润将会是低额的，事实上，是劳动的报酬。这样一种制度是否可行，仍是一个问题。但是，布罗代尔对‘市场’的欲求决不能与八十年代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相混淆。事实上，布罗代尔的观点正与之相反。”[50]为什么？这是因为布罗代尔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击溃了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神话、展示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会也不应落入那种彻底“自我调节”的想象之中。在这里，一种关于市场的民主制度的思考正在诞生。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博兰尼问题即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区分上来。从认识论的角度说，这一区分源自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与那种纯粹经济学的描述相比，卡尔•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历史研究可以理解为是实质的，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们所采用的历史叙事的形式和他们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学视野方面。然而，任何理论的视野、任何历史的叙事都没有可能真正解决休谟的那种事实与价值、历史与规范、实质与形式的持久冲突。我本人更倾向于将这一冲突理解为一种解放力量。马克思设想将自己的理论转化为对于历史实践的主体的研究来克服这一理论的困境，即把自己的理论从解释世界转向改造世界，从而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马克思做到了，又没有做到。当我们重新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再次想到理论的构想与历史实践之间的关系。一种实质性的历史只有在实质性的社会运动之中才能真正展开，但即使最具洞察力和穿透力的理论也无法预知一切。正是在这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循环往复的关系为我们展开了通达未来的道路。

2000年6月14日夜于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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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尔•博兰尼：《经济：制度化的过程》，见本书，页1－2。

[2]弗雷德•布洛克：《自我调节市场的矛盾》，见本书，页152。

[3] F.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4]卡尔•博兰尼：《经济：制度化的过程》，见本书，页2－3。

[5]这就是他将自生自发秩序内在而又区别于实际的社会事务的原因。see Friedrich A. Von Hayek: "Kinds of Rationalism", in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7, p.71.

[6]郭树清：《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页14。

[7]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反思社会科学：十九世纪范式的局限》，见本书，页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