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惊叹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精彩分析的同时，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马克思将商品理论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为什么商品的价值量必须用一种抽象的人类平均劳动来衡量，又为什么这种人类平均劳动必须以平均劳动时间来衡量？我认为马克思考虑的是两个因素：第一，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而不是其它社会关系的特性。他曾论述说，在中世纪，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在其上建立的各个生活领域，都以人身依附作为特征，劳动和产品都不必要采取任何一种和现实不同的幻想的形式（商品的拜物教的形式），从而能够呈现为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例如，工役和纳贡的劳动量也以劳动时间（小时、日或其它时间单位）计算，但这里的劳动时间即他自己的劳动力的一定量。第二，商品生产和交换必须在一种普遍的、典型的市场关系中计算，而不能在个别的（即使也是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中计算，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交换是一个扩展的交换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排除个别交换行为的要素。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商品价值论必须预设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即抽象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关系才能成立。在这里，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范畴与商品生产的范畴直接等同起来，它们由以下要素构成：商品和土地市场；贫穷但自由的劳动力人口；一定数量的以原材料、建筑和工具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为积累财富的形式的人类群体；劳动力市场；相当于大量工人人工的生产技术的使用，等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以这些条件及其运动为对象的一种“自然史的研究”，亦即对经济规律的探究。然而，这样一来，战争、殖民、干预、人身依附、制度性的控制、礼仪等等对于实质性的市场关系产生了巨大作用的历史因素，就必须被排除在商品价值量的计算之外，因为它们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市场关系）；中世纪与资本主义的错综关系也就被过滤为截然分明的两个阶段或两种类型。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在黑格尔的意义上，而且在斯密和李嘉图的意义上，时间替换了历史，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的关注只能在一种抽象的或形而上学的层面获得表达。尽管马克思本人对于他的研究与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有着明确的认识，但对于许多追随者而言，政治经济学正在蜕化为一种经济学。
历史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及其利益关系从来就是被编织在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关系之中的。这是为什么有些当代经济学者力图突破那种单纯的形式主义经济学而重新考察“经济”的含义，并将制度等历史因素组织到经济研究之中。即使以典型的当代资本主义形式，即股票和证卷市场的运作为例，我们已经很难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用于分析虚拟经济的特点。股票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促进了经济投机行为和大规模金融流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比例严重分离的情境下，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的关系变得更为模糊，我们根本不可能用平均劳动时间的观念去理解这一市场的运作了。我们如何计算一个商品符号与劳动时间的关系？我们又如何计算一个人在证券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中消耗的时间与他（她）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的比例？古典经济学家的时间概念是一种纯粹的规范式的时间的观念，一种能够作为换算根据的自然的时间观念，一种能够通过调整换算的参数－－无论这种参数的变化有多大－－而始终保持自己的中立性的时间观念。正是由于这一时间概念是一种纯粹的抽象，它才能被视为一种规范式的概念，一种把现实的复杂经济活动解说成为自然过程的概念。在这一规范式的（反历史的）视野内，即使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关系被彻底重组了，自然的时间观念却不会消失。正由于此，尽管人们相信古典经济学的许多命题已经过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市场看作是自然和自由的范畴，“私人产权”、“自由市场”、“经济理性”等概念的流行即是以此为根据的。当人们注意到市场规则正在由国家的和超国家的力量所规划、制定和创造的时候，他们没有觉得市场的规划与自然的或自由的秩序有什么冲突，因为他们把自然和自由的秩序看作是一种规范的秩序，把政治性的干预看作是内在于市场自然秩序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什么是规范？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规范即是自然。
我们需要从这样的视野出发来理解卡尔•博兰尼、布罗代尔与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历史联系，理解博兰尼关于实质与形式的区别，也需要从这样的视野出发理解博兰尼、布罗代尔以及其它被归入经济史家的学者的工作。一句话：他们试图重新用（具体的）历史代替（一般的）时间，将自然史的形式转化为人类生活史的形式。而这样做的结果之一，即打破了资本主义作为自由市场的神话，并从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之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古代的形式：掠夺、依附、强制、奴役、礼仪和交换，同时又从古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形式：交换、市场、垄断和资本主义。历史的目的论呈现了内在的悖论，世俗的时间观念同样是一种神话。马克思通过揭示商品的神秘性质证明了这一观念的神话性质，但他的方式本身却又不得不预设一种纯粹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博兰尼和布罗代尔从这里出发，却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错综复杂的面目。
三，历史资本主义的结构与社会运动的方向
但是，上述替代不应被理解为对于理论研究的实证主义批判，毋宁是以历史研究（实证的）方式进行的理论探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博兰尼和布罗代尔既是历史学家，也是政治经济学家。
博兰尼及其学生对于各种市集进行研究的结果是：经济生活仅仅是社群生活的一个分支，它被包围在社群生活的网络和框架之中。为典礼而进行的交换依据的是互惠原则，而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因此，必须将贸易（商业、交换）与市场（自我调节的价格机制）区分开来。《大转变》一书反复论证的问题是经济与政治或其它文化关系之间的无法分离的关系，但博兰尼以“大转变”这一标题来概括十九世纪的历史变化，似乎暗示了这一时期的变化是“自我调节”的市场从纷杂的社会网络中分离出来的过程。这里存在着某种暧昧性。在我看来，博兰尼的这一结论是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产生出来的，即不应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规律看作是普遍的经济规律，而是从属于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形态的规律。然而，这里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市场机制描述为一种历史现象，而在于如何概括这一现象，即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真的经历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大转变或分离吗？卢卡契把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区分归结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和政治的分离，但这一分离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现实，毋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认识，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不干预市场的经济运动（自我调节的市场），而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并不是社会经济管理的一个协调，它不过是未被协调的统治本身。”[44]“大转变”或“巨变”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何从历史关系中发展而来，但这一描述导致的一个误解是以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通过这一“巨变”而彻底地瓦解了。
博兰尼的著作本身提供了打破这一神话的内在逻辑。沃勒斯坦、布洛克、阿尔利吉、贝罗奇等人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启发，他们的研究却从不同方向证明了“自我调节的市场”本身是一个神话，因为它从来没有离开过国家或其它垄断权力的保护。例如，布洛克指出，直至十九世纪中期，美国的农业部门仍占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其经济活动以家庭经营亦即奴隶或合作种植的方式进行，市场竞争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贝罗奇则指出：一八九O至一九一三是欧洲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但同时却是一个保护主义的全盛期。沃勒斯坦的研究则表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系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国家不是外在于市场社会的存在，而是市场社会的内在要素。即使是WTO等国际组织也是在制定控制经济活动的规则，从而与市场竞争的自然法则无关。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经济与政治（或国家）发生了分离，不如说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具体形式有所变化，设想通过上述“巨变”而转化出纯粹自律的市场的“巨变”本身也无法摆脱其神话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理论的重要任务不是抛弃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而是要在当代条件下重构这一传统。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可以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和进化的结果，“经济、法律和国家在这里作为严密的体系呈现出来，这种体系借助于它们自己的力量达到完善，借助于自己固有的规律，控制着整个社会。”[45]许多理论家将这样的历史方法理解为总体论的方法并加以拒绝。在我看来，这一方法的明显欠缺不在于它的普遍联系的观点，而在于下述两个方面：第一，这个总体论是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经济、法律和政治架构及其相互关系为前提的，理论的总体性与国家及其经济的总体性存在着历史的联系；民族国家的总体论无法解释资本主义活动的跨区域特征，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总体论也无法准确地把握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政治、法律条件。第二，这个总体论建立在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阶段论的基础之上，它把不同的社会形态理解为与某种特定生产方式完全一致的政治/经济结构，而没有注意到所有的历史时期－－包括十九世纪以来的时期－－均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形态。但是，这类对于总体论的批评不应简化为对于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彻底抛弃，相反，它应该转化为一种新的视野，即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单一社会模式来观察经济活动及其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也许无需说明，我所谓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不是说民族国家不再是调节经济的重要因素，而是说不应把经济活动仅仅视为重叠于民族国家架构的活动。布罗代尔对于长途贸易的研究提供的就是一个重要的范例，许多人类学家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乡村经济的讨论也提供了相关的证明。
历史个案式的研究力图超越的是用形而上学的规律替代具体历史过程及其动力的研究方式。正是通过这类具体的历史研究，许多学者发现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许多政治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奉为典范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并不能落实为具体的历史关系，相反，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毋宁被概括为反市场的。但这并不是说必须用实证的研究取代理论的研究。历史叙述的终点总会出现理论的归纳，而任何实证的研究均无法以实证的方式穷尽一切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也无法逃脱理论的预设。布罗代尔指出：
博兰尼理论的问题是，它完全依赖于几个纷杂不同的案例，如果这也算作基础的话。把“波特拉奇”（美洲印第安人的一种节庆）和“库拉”（太平洋群岛社群之间的礼节性交换）等现象引入有关十九世纪的“巨变”的讨论之中，自然不成问题，但却有点象运用列维－斯特劳斯通过亲属制度来说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规管婚姻的法规。整个讨论并没有尝试处理具体和多样的历史现实，或以此作为分析的起点……[46]
除了具体研究中的引证问题之外，布罗代尔对于博兰尼的批评涉及历史研究的实证方法与理论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考虑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最好方法，不是将他们视为摒弃理论的历史学家（他们当然是伟大的历史学家），而是以历史方式探讨理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