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以市场、市民社会和自生自发秩序作为现代性的社会想象的更为基本的框架，醉心于世俗时间的观念，目的正是为了根除这种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传统。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问：黑格尔的传统果真与苏格兰自由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传统完全对立吗？与黑格尔将历史冲突置于绝对精神的辩证过程有所不同，亚当•斯密将这一冲突理解为市场扩张的自然过程，即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安古斯•沃尔克尔在他有关马克思的研究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洞见，这就是黑格尔理论的主要源泉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它是从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发展而来，目的是为了解决从个人主义论述中产生出的哲学困难。这与其说是对苏格兰思想的反叛，毋宁说是在德国社会现实中对于苏格兰思想家的问题作出的回应。“尽管这些苏格兰思想家赞成斯密的观点，即劳动分工促使社会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和行为－－经济的、社会的和知识的－－的多样性，……他们都认为劳动分工……可能具有相反的社会后果。但进步的这种负面作用从来不是他们著述的主要主题，……苏格兰思想中有关进步的理性的乐观主义叙述被德国作者用于说明他们的社会分裂。劳动分工被看作是社会分层、专门化的人类活动的理性。这种专门化的活动剥夺了人充分施展其潜能（自然赋予他的精神和体力的力量）的可能性。这被解释成为社会与人的联系的削弱，社会的内在联系的衰落。”[22]黑格尔与斯密、李嘉图及其它自由主义思想家都在试图回答启蒙提出的个人主义框架内的认识、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等问题。[23]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精神辩证法力图将人与他人的世界内在地联系起来，他对总体(wholeness)的恢复是对十八世纪以降中欧和德国分裂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回应，也是对笛卡尔以来个人主义认识论所面临的困境的解答。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世界史理论和政治哲学提供了观察苏格兰社会思想的极为重要的视野。让我们首先看一看黑格尔是如何把市民社会和经济的观念纳入到他的法哲学、国家的科学和世界精神之中的。在一八二一年发表的《法哲学原理》(The Philosophy of Right)中, 黑格尔将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区分为三个阶段，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建立，而国家则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综合。“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24]这一观点与苏格兰思想家以及后来为严复等中国思想家大为重视的斯宾塞的综合哲学有着许多重叠之处。在这里，由自主的个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及其法律体系成为政治共同体（国家）的内在结构，或者说，经由国家的作用，分散的个人得以组织成为市民社会。但黑格尔并不认为政治共同体是一个纯粹人为的构造，相反，它是一个综合的演化过程的产物。[25]在黑格尔的政治理论中，财产权和契约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对社会政治活动至关重要，而且也是身份认同的根源，“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26]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直接来源于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斯密描述的市场机制及其规律：市民社会的成员以自己为目的，但这一自利的行为被组织在市场机制内部，从而能够促进共同的福祉，“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相互依赖的制度。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在，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这种制度首先可以看成外部的国家，即需要和理智的国家。”[27]因此，离开国家及其法律机制，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子式的个人就无法构成市民社会。黑格尔把政治经济规律视为世界精神的运动，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如同自然科学的）偏颇的真理整合在他的世界理论之中。在论及“需要的体系”的一节中，黑格尔说：

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这是在现代世界基础上所产生的若干门科学的一门。它的发展是很有趣的，可以从中见到思想（见斯密，塞伊，李嘉图）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并调节着事物的理智。[28]

在黑格尔的视野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产生出了一种“强制”，它把自己“表述为普遍的、永恒的资本”。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市民社会及其原子——自利的个人随时准备为国家的必要性提供了论证和基础。

2，抽象的“自然史”与人类平均劳动时间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家通过将历史关系替换为形而上学的时间关系（无论是商品生产的周转关系，还是历史意识的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所预设的那种历史性被抽象化或规范化了。用博兰尼的话说，实质的经济体的运动与形式的经济概念重叠起来了，实质的历史过程与关于历史的形式分析重叠起来了。换言之，政治经济学在完成自己的历史叙述过程中背离了它的基本预设，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政治经济学，在它还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把资本主义秩序视为是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把它视为是社会生产的绝对的和最后的形式的时候，本来只有在阶级斗争仍然潜伏进行，或不过在个别孤立现象上表露的时候，能够还是科学。”[29]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相信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那种市场秩序是社会生产的绝对的和最后的形式，因此，这一知识及其形式仍然被人们理解为“科学”。但只要条件转变了，这一绝对的形式被看成了相对的形式，即历史的形式，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也就随之瓦解了。以赛亚•柏林曾说，只有在革命的暴力时代人们才能真正理解自由主义的意义（大义如此），而马克思却说，只有在阶级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刻，人们才能拒绝资本主义秩序是最终的、绝对的秩序的观念。在《大转变》一书中，卡尔•博兰尼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市场的扩张与保护运动的冲突如何破坏了十九世纪稳定的基础，从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这两个方面是无法分开来理解的。

博兰尼描述的过程正是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引起社会的对抗”的过程，但对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来说，“这种对抗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更高或更低，就它本身来说，并不是我们这里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这各种规律本身，是这各种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贯彻下去的趋势。”[30]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睹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博兰尼和布罗代尔对于这一对抗的破坏性的理解深化了，他们著作中潜伏着的悲观主义已经明显地区别于马克思对于阶级斗争的乐观信念。他们对于社会保护运动的同情并不等同于对于社会保护运动的全盘支持，也并不等同于他们认为社会运动能够最终解决由于不平等的市场扩张产生的后果，相反，他们将社会保护运动视为对于市场扩张过程的反抗。这一抵抗既可能缓解社会矛盾，也可能导致社会的解体。但是，与自由主义学者将灾难归咎于这些社会运动不同，他们将市场扩张与社会运动的互动看作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许多东西。

博兰尼的著作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但他的历史叙述渊源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明显的事实，这是因为正是马克思本人把政治经济学奠基于具体的历史知识之上，从而发展了从物质生活关系观察经济范畴的方法。马克思批评普鲁东

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侯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是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普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真实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31]

这不正是说普鲁东等人混同了经济的物质含义与形式含义吗？由于马克思将形式主义的经济范畴与物质关系区分开来，他因此能将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等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关心的劳动分工、市民社会及其法的关系从形式的范畴转化为物质的范畴。他批评那种将劳动分工与世界市场分离开来的论述方式，并分析说，“难道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细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十七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32]在谈论自己发表于一八四四年有关黑格尔法哲学的论文时，他又谈及法的关系：“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33]

然而，当博兰尼沿着马克思的上述洞见去观察经济体的运转时，他的著作却展现为一种经济史的形式而不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如果我们把《大转变》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叙述形式加以对比，这一点极为清晰。马克思显然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视野与它的形而上学的叙述形式之间的紧张，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一形而上学的叙述形式。他批评了那种以经济范畴观察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义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但他所做的是力图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改造这些范畴及其内含，重构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这是因为他所提供的是有关社会变化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change)。如果将《资本论》的带有形而上学特点（或辩证法特点）的叙述方法与前面引述的他对普鲁东的批评相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某种区别。正是这种区别为我们理解博兰尼、布罗代尔的方法论提供了背景。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对于真实的历史关系的叙述需要采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呢（我在此所谓形式主义纯粹就叙述的外部形式而言）？马克思自己解释说：

叙述的方法，必须在形式上同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方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不过，这层一经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象是处理一个先验的结构了。[34]

在我看来，马克思采用这一叙述方式至少还有另外的两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