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世俗的时间观念把社会视为自我活动的舞台：社会活动与一种超越的或高级的时间(higher time)彻底分离。神圣时间将社会活动臣服于国王、古代法、上帝等更高的逻辑或规范，而世俗时间却把社会活动看作是完全自主的、独立的、在相互关联中展开的活动。[17]如果将这一世俗时间的意识放置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之中，我们立刻可以发现，世俗时间的观念起源于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和市民社会自我运转的循环过程的描述，起源于魁奈式的生产过程的持续运转。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是一种自我循环的机制：它不是神意或其它外在力量的产物，而是一种纯粹的世俗活动；在苏格兰历史学派及其法国同道孟德斯鸠那里，市民社会几乎遵循着同一个逻辑。也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和马克思将市民社会概念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按照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意识，社会的自我运转与资本的自我循环构筑了一个逻辑展开的、不断流动的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内在于人的活动而又非人化的特点：就它是自我周转的（不需要外在力量的支配）而言，它是自由的（相对于干预的）；就它是自我展开的（每一阶段的展开能够被转化为另一个循环过程的开始）而言，它是世俗的（相对于神圣的）。

自我循环和自我进化的时间观念构筑了一种自然的秩序，它不但是对上帝和国王的摆脱，而且也是对于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人的活动的抽象化。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自然权利与经济。现代秩序观把自然秩序的信念与自我运转的社会观密切地联系起来，它把自然法的权利体系与市场的法则－－资本流动的法则－－看作是社会的内在规律。周转/循环/流通(circulation)这一概念是描述经济过程的关键概念，例如，由于金钱的作用（它被看作是流通的车轮），价格体系得以运转，生产和交换关系得以建立。然而，亚当•斯密从未真正解决个别物品的销售价格的决定因素，也没有说明这一价格与特定商品的平均价格的关系。他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来描述这些历史现象，进而将自己的课题设定在研究调节商品交换价值的原理。（例如，他指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商品所包含的劳动的价值量，这一论述为马克思进一步用劳动时间计算商品价值量提供了桥梁）在这个层面，他不关心具体决定价格和供需关系的历史因素，而是通过区别“名义价格”（norminal price, 即短期市场价格）与“真实价格”（real price，即在长时段中形成的价格）、以及短期价格的波动如何最终导致均衡来描述市场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斯密没有提供这一波动究竟如何达至均衡的具体历史因素，而只是强调在这种由价格调节的供需关系之中，个人的寻利倾向总是有利于总体的福利，并最终导致均衡。在这一条件下形成的市场概念显然是一种假定或者虚拟的历史关系。这是亚当•斯密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最大贡献。

自我调节的市场建立在一种世俗的、自我循环的时间观念之上，它的成立是以抽象的世俗时间观念（自我循环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取代具体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师承苏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学者将这一自我调节的、自我循环的历史观与黑格尔的历史观对立起来，认为后者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历史与亚当•斯密的实证性的历史叙述完全相反。然而，如果我们把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方、希腊、罗马、欧洲的阶段性叙述与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所做的归纳加以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其间的相似性。[18]斯密把农耕社会向商业社会的发展看成是欧洲封建社会向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现代、商业时代与欧洲社会具有内在的历史关系。一方面，斯密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对经济的描述是一种历史描述，但另一方面，他所提供的市场运动模式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它所以能够体现历史的精神，是因为他论证了这一市场模式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内在的规律。斯密将历史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而黑格尔则以地域和文明的概念命名这些不同的形态，从而把生产形态与空间化的历史阶段论联系起来。马克思在阐述他所谓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演变时，采用了亚细亚的、原始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四个历史阶段，我把它看作是对斯密和黑格尔的历史观的综合。

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时间的观念能够如此自然地被转化为空间的关系？为什么自我运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需要诉诸历史的观念？这里的秘密不在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本身，而在这种辩证逻辑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一方面，在资本的上述活动过程中，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时间关系必须经过殖民、海外市场等空间活动才能抵达；另一方面，这种空间关系不是外在于资本活动的关系，而是内在于资本活动的历史关系，地域上的空间关系可以被转化为市场活动中的时间关系，即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螺旋上升过程。因此，现代时间的目的论是一种资本运转的目的论，它的彻头彻尾的世俗性质必须用进步、自然与绝对精神的神圣性加以保护。对于殖民主义的自然的秩序观和对于这一秩序观的反抗最终都被纳入了这一时间的辩证法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通过对重复性的生产和交换活动的观察，发现正是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本身产生了阶级分野和帝国主义：生产和消费过程无穷膨胀，不仅在一个社会内部创造了人口的上升、分工的限制、阶级的分化，而且也迫使市民社会越出自己的边界、寻找新的市场、实行殖民政策。“于是工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提高自身而超出于营利之上。它不再固定在泥块上和有限范围的市民生活上，也不再贪图这种生活的享受和欲望，用以代替这些的是流动性、危险和毁灭等因素。此外，追求利润又使工业通过作为联系的最巨大媒介物而与遥远的国家进行交易，这是一种采用契约制度的法律关系；同时，这种交易又是文化联络的最强大手段，商业也通过它获得了世界史的意义。”[19]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经济活动、消费主义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联系诠释为“贸易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20]从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观点来看，黑格尔的上述描述本身颠倒了历史的关系，因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内部的循环过程，相反，它依赖于长途的贸易和中心/边缘关系。不是生产和交换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产生了阶级分野和帝国主义，而是阶级分野和帝国主义是这一循环往复过程的必要条件。在斯密和黑格尔那里，所谓“总体”主要指国家或民族－国家，但其内部的运动总是促使这一总体的扩张。如果我们比照前面引及的亚当•斯密关于美洲的发现以及市场扩张的描述，那么，我们立刻可以发现充满了各种征服、战争和奴役的历史是如何被纳入到商品流通和市场扩张的叙述之中的。

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内部，循环时间观念总是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所取代，这是因为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自我运转不断地陷入危机，资本的运转必须以新的市场、新的机会、新的投机或投资的创造为前提。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循环的、世俗的、自然的时间观必须被一种直线向前的、超越的、同样自然的时间观所取代，前者是斯密主义的时间观，后者是黑格尔主义的时间观。如果仔细观察斯密对于历史阶段的描述和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描述，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斯密的世俗时间观念内含了历史的和超越的时间观念，而黑格尔的历史的、超越的时间观念也内含了世俗的、自我循环的时间观念。马克思明确地把它们综合在一种资本的逻辑活动（《资本论》）与历史展开（《共产党宣言》）的双重过程之中，并以一种辩证的逻辑把革命（既是中断又是发展、既是反抗又是延续）的观念纳入时间的洪流。这是新的进步概念，一种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意识向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的转化。我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古典经济学的“时间溢出”机制，即从一种循环的活动中（资本的周转）摆脱出来，转向一个未知的领域，无限延伸。因此，周转的时间的观念必须被转换为展开的空间观念，而空间的关系必须被转化为时间的关系。经由这一概念转换，历史资本主义的“世俗活动”－－交换、投机、垄断、战争，等等－－成为一种自然的过程，并以一种辩证的逻辑向未来转变。

换言之，历史资本主义既不可能纯粹地自我循环，也不可能摆脱对于神意或目的论（各种各样的外在的强制）的需求。“世俗”的概念永远是在一种对比之中建构起来的，无论作为对比对象的上帝或者乌托邦的形象是否明确。亚当•斯密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所谓“看不见的手”）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相互匹配，并无根本的矛盾，对于资本自我循环的信念使得现代社会无法摆脱对于目的论的需求，因为这种自我循环永远无法落实在实际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之中。那种认为苏格兰自由主义能够摆脱欧洲理性主义支配的信念无法经受历史的挑战，我们不妨把它们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永久斗争。为什么这么说？“自我调节的”市场活动不仅孕育着资本的不断增殖，而且创造了贫富的分化和资源的匮乏，这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危机”概念的起源：资本主义的运转必须不断地溢出原有的市场轨道、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殖民地或边疆），否则它就无法重建资本的循环过程。因此，时间的观念必须获得它的空间的表达形式，而空间的表达形式发生在一个特定时刻：即自我循环的时间无法自我运转之际。

无论是黑格尔的精神发展，还是斯密的世俗过程，它们都从自身的运转过程内部发展了道德－伦理的哲学和秩序。在黑格尔那里，伦理学的建构与把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理解为上帝的知识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一历史发展的逻辑内，个人之间的道德困境内在于上帝自身的人格(personality, 亦译位格)。因此，世俗的冲突、灾难、困厄、痛苦和激情无非是一种反思的场所或契机，个人的磨难、个人的观点和个人的良心都附属于一个更高的目的，即世界精神获得自觉、认识并回归到自身这一目的。[21]在这一绝对精神的视野内，我们无法用道德的判断衡量亚力山大、凯萨、拿破伦等“历史伟人”(the great men of history)的行为，因为他们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代理人。换言之，道德反思仅仅是对这一精神过程的自觉，而不能被纳入到世俗世界内部。这一对待世俗世界的工具主义（即把世俗世界理解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工具）受到当代自由主义的严厉批判：它不仅被诅咒为普鲁士军国主义、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以及中国革命的思想根源，而且也被看作是与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完全对立的理性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