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发生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苏格兰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成员试图通过历史的研究在那些各不相同、互无联系的人类行为之间建立内在的联系，进而提供有关社会变化的一般理论。从这方面看，现代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联系存在于两个方面，即科学方法的方面与历史信念的方面。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说，苏格兰历史学派的诞生与十七世纪以降的科学发展存在密切的关系。沃尔克尔在探讨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工作时将他们的工作与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成就联系起来，他说，十七世纪以降的科学发现用收集证据、组织秩序的方式说明自然世界，这一方式启发了亚当•斯密及其朋友重新总结牛顿、洛克、孟德斯鸠、林奈、重农学派及其他学者在哲学、科学方法、物理学、生物学、政治思想和法理学等方面的发展，他们发现这些伟大的知识进展未能形成对于人类进步的一般描述，于是决心填补这一空白，将科学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之中，进而在理论上论证现代文明的兴起。包括哈耶克在内的理论家将历史主义归入科学主义的范畴，其理由正是基于历史学派在方法论上过分地依赖科学方法，它不可避免地忽略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与社会的根本性的区别。

从历史的角度看，苏格兰历史学派产生于欧洲的商业化或世俗化的过程之中。从马基亚维利到路德宗教改革，政治领域本身正在从宗教的世界向世俗的世界转化：政治逐渐从信仰的领域蜕化为一个管理的问题，进而又从对主权的关注发展为对于个人主体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有关市场关系的发展与个人主义政治权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理论假定得以确立：市场的充分运动建立在个人自由权利的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然而，这一假定立刻伴随着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即一方面市场的运作需要个人自由及其对财产的处置权、需要自由获取他人的劳动和财产权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市场的运作及其规则（包括财产权）无法离开金融、法律和其它社会制度的保障。后一方面也可以表述为市场的运作无法离开个人对于主权的政治权威的服从。为了克服这一困境，洛克等人试图用商业社会的概念即个人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契约”来定义政治制度；孟德斯鸠则相反，他试图将社会描述成为个人、阶级、法律制度，以及各种体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社会安排不再被理解为政治决定的产物，而是社会内部各种要素相互运动、自我调节的结果。

因此，与我们通常的印象相反，不是自由市场的模型提供了政治权利关系的新的构想，而是有关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身为市场模型提供了典范。市场模型以特定的制度安排为前提,而制度安排也以实质性的市场活动的某些因素（如契约）作为素材。一八四六年，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论证了生产、商业和消费的假定形式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他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和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这就是普鲁东先生永远不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大的事业呢。”[12]马克思试图从市民社会和经济过程论证政治制度的产生。与早期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黑格尔相比，这一论证方式颠倒了政治结构与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它在揭示法律和政治结构依赖于生产方式的同时，弱化了黑格尔对政治在市民社会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洞见。但即使是这一重要的颠倒本身也可以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内部找到根据，这是因为亚当斯密和魁奈从不同方面提供了自足的经济过程的概念。有人论证说，现代经济学的起源不仅是亚当•斯密，而且还可以追溯到法国重农学派，尤其是魁奈。这是因为重农学派发展了经济体内部的资源的生产(production)和流通(circulation)过程的分析，他们将经济的交换过程视为一个持续的、循环的过程，从而生产和消费成为这一过程的相互依赖的方面。以此为契机，交换行为不仅被置于市场的共时关系之中，而且也被置于向前延伸的时间关系之中。这一循环过程的描述为一种自足的“经济”概念提供了基础。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工作被看作是洛克的政治理论、孟德斯鸠的社会学和魁奈的经济学的综合和发展，至一七七六年斯密的《国富论》发表，政治经济学的观念得到了最为充分的阐述。[13]

亚当•斯密和他的朋友们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或市民社会概念就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它可以被理解为对于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欲求。《国富论》的主旨在于阐明社会福利和市场扩张的关系，它以一种实证的方式论证人类进步如何依赖于现代商业行为和态度的发展，社会福利如何产生于对于个人自由的限制的最小化，从而成为十九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宪章。这一世俗的秩序被理解为一种自然的社会形式，它以经济、市场机制和市民社会作为自己的内在结构。按照《国富论》的叙述，人类生活的互利原则是由“看不见的手”－－即一种纯粹自然的而非操纵的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个人对利益的追逐总是自然地导致总体的福利。这一秩序观内含的和谐概念不同于以往的秩序观的和谐概念，后者总是依赖于有关社会等级关系的理念的或形式的和谐。换言之，新的秩序建立在一种交换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种外在于这种交换活动本身的和谐之上。因此，这一秩序的观念是一种世俗的秩序概念，它的和谐的秩序关系产生于世俗的交换活动本身。

亚当•斯密对于社会福利和市场扩张的关系的叙述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既是对于产生现代商业行为的人类进步过程的实证性的叙述，又是一种为人类社会提供的最佳的行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是历史的，同时又必须被理解为“自然”的。亚当•斯密的经济概念体现了苏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思想：社会、市场和政治安排是一种自我调节的、独立于政治的上层结构的体系。在这里，一种摆脱政治干预的意愿正在转化为对于经济或市场作为一种自足的体系的描述，一种伦理的和政治的意愿正在转化为对于实质的历史过程的描述。哈耶克曾经分辨说，亚当•斯密与那些以经济人为中心概念的经济学家存在很大的差别，他是以历史为对象的思想家。但为什么亚当•斯密的实证的历史叙述能够被转化为一套有关“经济人”的叙述呢？这部分地是因为，通过对于市场交换活动的分析，他提供了一种以经济为中心的自然秩序的观念，按照这一观念，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不仅被理解为一个自足的、自我运动的过程，而且历史的发展也被理解为经由不同阶段转向自由市场及其伦理的进程。在十九世纪，这一自由放任主义对于国家干预的批判转化为关于世界市场和历史进步的普遍叙述，从而以市场扩张这一抽象概念替换了殖民主义活动等充满了血腥的历史过程。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以一种历史家的方式叙述了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及其后果，但最终他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经济运转的叙述：

作为一个大国，欧洲从美洲的发现和拓殖取得了以下的利益：（一）这大国的享乐用品增加了；（二）这大国的产业增大了。……美洲的发现与拓殖，促进了以下各国的产业：（一）与美洲直接通商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法国、英国；（二）不直接与美洲通商，但以他国为媒介，把大量麻布及其他货物送到美洲的国家，如奥属法兰德斯和德国的某几个省。这一切国家，显然都有比较广阔的市场，来销售他们的剩余生产物，因而必然受到鼓励来增加剩余生产物的数量。[14]

亚当•斯密与其后的马克思一样，揭示了美洲的发现与无穷尽的市场、劳动分工、工艺进步、税收和财富的上升的密切的联系，从而把殖民地的开拓纳入了一种有关世界市场的循环运动的论述之中。[15]我们能否把这种征服活动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我运转分离开来呢？我们如何计算战争的成本、计算奴隶的劳动时间与平民的劳动时间呢？这些问题是无法得到解释的。事实上，只要我们开始追问这一问题，亚当•斯密对于人类历史的“实证的叙述”就变成了“形式的叙述”：自我调节的市场只有在一种形式的关系中才能呈现出来。如果我们将视野转向政治、伦理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十九世纪欧洲著作家的若干论述无非是上述逻辑的转换。我在《严复的三个世界》一文中，针对进化论的叙述问题，曾比较赫胥黎和斯宾塞等人的相关讨论，并指出在这些极为不同的著述家那里，殖民主义的活动被描述为一种人与自然之间进行抗争的活动，不仅殖民地居民被贬低为有待征服的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对他们的利用、奴役和征服也成为自然演化的一部分，成为经济－－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自足过程（市场扩张）的一个部分。正是通过这一形式主义的叙述，市场扩张本身变成了一种伦理的诉求，一种人类为了战胜外部自然获取财富的自然过程。[16]

二. 时间与历史

1，循环的时间与不可逆转的时间

博兰尼、布罗代尔、沃勒斯坦、贝罗奇、阿尔利吉等人对于“市场扩张”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研究充分地揭示了这一过程与权力、垄断、殖民、战争、掠夺等历史关系的内在的联系。那么，为什么如此明确的事实并没有妨碍苏格兰历史学派和亚当•斯密去构造自由市场和社会的模型？为什么市民社会、市场和现代法律秩序能够被理解为“自然的”？除了考虑十九世纪著作家的具体政治/经济语境之外，我们还有必要重新思考上述历史过程被转化为形式主义描述的认识论根源。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谈论洛克、斯密等人创造的政治、经济想象时，特别提及了“世俗时间”(secular time)的观念：

想象我们自己处于这个横向的、世俗的世界之中，亦即将我们从属于这些新的集体机制，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世俗时间的共同行动之中。但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想象也必须把社会设想为脱离某种代理人视野的、一组具体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