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根据这样一种历史观来阐述资本主义企业与技术发展的关系。他根据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所作的阐述表明，在他看来，资本雇佣劳动、资本统治劳动的资本主义企业，最初并不是在使用蒸汽机和机器的基础上产生的。最初的资本主义企业使用的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手工生产技术，它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是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同时存在着原始积累所造成的“双重意义上自由”的劳动力和货币资本（《资本论》第一卷第4章和第24章）。在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劳动在还没有资本家的时期是怎样的，资本家就得采用怎样的劳动。由劳动从属于资本而引起的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以后才能发生”（《资本论》第一卷第209页）。在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下，逐渐形成了手工工场内部的分工；“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居统治地位”，而这个时期是“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形式的时期”。但是工场手工业本身的技术基础是狭隘的，它的分工原则对资本的统治造成了限制；尽管如此，工场手工业发展起了制造复杂的机械装置的工场，“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这一产物，又生产出机器”。劳动资料从工具转变为机器，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造成了现代的大工业和工厂生产制度（《资本论》第一卷第373－376、406－407、408页）。既然在同样的劳动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如手工业式的劳动），能够有手工业的小生产和雇佣许多工人的企业化生产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那就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在使用动力织机的现代技术条件下，在织布业中也不仅可以实行工厂化的大企业生产，而且可以进行小生产式的个体经营。
在企业理论上，尽管科斯和马克思有这么多的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仍然有着原则性的区别：科斯力图给资本主义企业以理性化的解释，把它所成是对所有当事人都有利的个人理性经济行为的产物，而马克思则把资本主义企业看成是资本雇佣劳动的产物，是资本统治、指挥并剥削劳动的组织。他们的理论之间的这个原则区别也反映在他们对企业内部的指挥和命令关系的看法上，反映在他们对企业中谁指挥谁有不同的看法。
科斯曾经说过，他的《企业的本质》一文的主要弱点之一是使用雇主－雇员关系作为企业的原型。由于强调雇主－雇员关系，结果没有考察契约能使企业组织者以获得、出租或借入资本来指挥资本（设备或现金）的使用（Coase, 1988b，288－289页）。不过，就是《企业的本质》一文的表述也包含了企业组织者指挥他人的资本的意义。科斯在该文中说：按企业的经济概念，企业可能意味着控制他人的财产以及他们的劳动（Coase, 1937, p.403）。这就是说，科斯把企业领导者对他人劳动的指挥关系扩展到了他人的资本上，认为企业内部的指挥关系是企业领导者控制企业使用的所有他人的生产要素��既包括劳动，也包括资本。
这也就是说，在企业内部谁指挥谁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认为是资本指挥劳动，而科斯则认为是企业领导者同时指挥他人的劳动和资本。他们两人的分歧决不仅限于对企业领导者指挥对象的抽象程度，不仅限于这种指挥对象包括的范围（是把这种对象仅仅看成是个人还是一切生产要素）。分歧首先在于企业领导者与资本所有者的关系，在于资本所有者在企业内部的等级制体系中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企业的领导者必定是资本家或资本家的代理人，也即对资本所有者具有从属性，资本所有者处于企业内部的等级制体系的最高点；而在科斯看来，资本与劳动一样处于企业内部的等级制体系的最底层，企业的领导者则处于这个等级制体系的最高点，而企业领导者不必是资本所有者，对资本所有者也没有从属关系，因而资本所有者并不处于企业内部的等级制体系的最高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企业领导者与资本所有者的关系上，当代西方企业理论中的主流思潮都具有与科斯一样的看法。后来的“剩余索取权”假说和“剩余控制权”假说都强调企业领导者的最高权力地位，而否认他对资本所有者的从属性。
在科斯之后，当代企业理论发展的下一个里程碑就是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于1972年提出的“剩余索取权”假说。剩余索取权假说也力图说明资本主义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以及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它的出发点是，对企业的需求是由于它便利了合作，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因此，它对企业形成原因的分析就变成了说明在什么条件下企业比市场更有效率。在这个根本的出发点上，剩余索取权假说是与科斯一致的。但是剩余索取权假说所强调的企业有效率的原因与科斯明显不同。按照剩余索取权假说，企业能够有效率的首要前提在于生产的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生产方式��进行所谓的“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能够提高生产率，观察和规定投入的行为在估算投入的边际生产力上更为经济；在团队生产的条件下，要达到尽可能高的生产率，就必须让团队生产的一个当事人在与所有其它投入的契约安排中处于中心地位，成为集中化的契约当事人，这个人必须拥有“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而这样用契约组织起来的各种投入，就构成了一个“古典的资本主义企业”（Alchian and Demsetz）。
根据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定义，企业中的那个集中化的契约当事人（他当然是企业的领导者）所具有的这种“剩余索取权”，意味着在团队中合作的那些投入的所有者们同意，他们只以其投入得到契约中规定数额的报酬（在均衡条件下，这种报酬应当与其投入的市场价格相适应），而团队产品中除此以外的所有剩余都归监工所有。他们强调，企业领导人对企业剩余的索取权是整个经济有效率地运行所必要的，这种索取权形成了足够的激励，使企业领导人去严格地监督团队生产参加者们的劳动。在“团队生产”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条件下，经济上的效率要求进行团队生产，这种团队生产以团队的方式使用其投入，一种投入的增进会提高另一种投入的边际产量。但是如果一个团队生产使用的投入不是都属于同一个所有者，这种团队生产就会造成激励上的严重问题：在直接从产出上测量每一个投入所有者投入的边际生产力所耗费的成本极高的条件下，按产出付给投入所有者报酬显然会造成极大的浪费；但是如果不能按实际的投入量来付给投入所有者报酬，团队生产中的劳动者就会有严重的偷懒倾向，减少他们实际的劳动投入，从而造成生产效率上的损失。为了避免生产效率上的这种损失，团队可以指定某些人作专门的监工（monitor）以监督和检查团队成员们的投入行为，监督团队成员的劳动，以此来减少偷懒。但是监工们在完成自己的检查工作上也会偷懒。为了激励监督者本人以便使他有足够的动力去监督别人的投入特别是别人的劳动，就需要给最高的监工以“剩余索取权”，这样他会有充分的动力来自我监督以最好地完成监督工作。由于享有“剩余索取权”，这些监工就成了团队中的“剩余索取者”。而一个团队生产中的最高监工也就成了集中化的契约当事人——企业的领导者（Alchian and Demsetz）。
剩余索取权假说在主流经济学中所造成的最大进步，就是承认了资本主义企业领导人的收入是在生产过程中所榨取的剩余，这个剩余是企业的产出超过按市场价格付给企业使用的所有投入的报酬之后的余额。而这样一种剩余观念正是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称为“剩余价值”的根本原因。《资本论》第一卷第4章和第5章的全部论述都是为了说明，资本家在按市场价格（它们又等于其“价值”）购买全部投入特别是劳动力并出售产品的条件下，如何通过生产而在企业中榨取到剩余价值。剩余索取权假说实际上接受了马克思的这种剩余观念。
剩余索取权假说所说的“团队生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协作”所造成的“结合工作日”。按照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定义，在团队生产中，一个投入的增加可以提高另一个投入的边际产量，因而团队生产的产出不等于其每一个成员分别进行生产时的产出之和。在他们看来，如果团队生产的产出比这样分别进行生产的产出之和大，并且大得足够多，以致足以弥补组织和约束团队成员的成本，就会进行团队生产（Alchian and Demsetz, p. 779）。而马克思正是以这种团队生产的特性来定义协作的：“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资本论》第一卷362页）。他用“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来表达“团队生产”的效率，指出：“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结合工作日的这种特殊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资本论》第一卷365－366页）。他特别提到产生这种“特殊生产力”的一个场合：“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资本论》第一卷362页）有趣的是，马克思在这个地方引用了威克菲尔德所举的多个人将大树干抬到车上的例子，以说明协作所产生的这种特殊生产力；而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在其论文中，总是以多个人一起向车上抬重物为例，来说明团队生产极其带来的问题。
不过，对于团队生产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关系，剩余索取权假说与马克思有不同的看法。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看来，只有在团队生产的生产率明显大于分别生产的地方，才能产生古典资本主义企业；而按照《资本论》第一卷第11章的论述，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协作是由资本主义企业本身组织和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并不以协作劳动为条件，因为它最初产生的时候可以利用非协作的劳动方式。
剩余索取权假说的核心论点之一，是团队生产需要一个监督人。而马克思早就多次指出，协作这种团队生产需要监督和管理。他说：“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这是“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资本论》第一卷367页）。马克思甚至指出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监督与资本家的剩余索取权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点之一是“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之下劳动”，这是因为“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他们的反抗也加剧了，因此资本为压制这种反抗所施加的压力也必然增加。资本家的管理”“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资本论》第一卷210、368页）。
但是，所有这些相同之处并不能掩盖剩余索取权假说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根本对立。完整地说，剩余索取权假说的核心论点是，有效率的团队生产需要有效率的监督，而为了使监督人有足够的动力，就必须给予这个监督人以剩余索取权。这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看成是企业管理者的劳动报酬。任何认真读过《资本论》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是根本否定这种把利润说成是管理者的工资的论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