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古典经济学家及其后人们看来，德国的历史学派及其先驱弗•李斯特是不值一驳的异端邪说，算不得是什么经济学上的经典。朱绍文先生对历史学派传统的高度评价，本身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严厉批判。其实，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历史学派的蔑视是一种典型的“片面抽象思维的自大狂”。本文后面所作的分析将会证明，与新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相反，李斯特所主张的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培育性关税是有利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德国历史学派的某些代表作、特别是弗•李斯特的代表作，完全有资格被视为经济学中的经典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有着许多科学的真知灼见，它们应当是“非新古典的经典经济学”的一部分。
本文将以亚当•斯密、弗•李斯特和马克思这三位经济学上的伟大思想家的经济学说为例，来说明朱绍文先生所推崇的“非新古典的经典经济学”在科学上有着怎样的真知灼见。从这三位经济学家每人的经济学说中，本文只挑出一个有代表性的学说来加以阐发。为了保证全文各部分之间的均衡，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的两章分别讨论亚当•斯密有关生产劳动的学说和弗•李斯特的保护关税学说的科学和进步意义，下篇则专门论述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对经济科学的贡献，以当代西方企业理论的发展来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企业本质的深刻洞察。
亚当•斯密有关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学说和弗•李斯特的为培育幼稚产业而保护关税的学说，是经济学说中典型的与新古典经济学对立的成分。本篇的用意就是说明，亚当•斯密和弗•李斯特在提出他们各自的学说时，其本意是想阐明一种在科学上是有根据的、对国家和人类的进步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命题。后世对这两种学说的转述和批评存在着很严重的误解，以致使人们看不到这两种学说的科学和积极意义，并由此而进一步加深了一般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迷信。
在今天，尽管凯恩斯风格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与新古典经济学对抗，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正统”或“正宗”。它一直统治着微观经济学，而且在20世际70－80年代中夺取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大片阵地。当代风格的新古典经济学似乎已经成了不可冒犯的庞然大物。
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流行的年代，有一种变成了传统说法的观点，它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微观分析上是无懈可击的，在宏观经济分析上则是错误的，至少是无用的。可是，二十多年来西方国家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本身显示的，似乎是相反的命题：在通货膨胀与总产出水平的关系这一类的宏观经济学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学的论点似乎更为正确，而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新古典经济学倒是漏洞百出的。
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的理论原理的解释能力其实极为有限，根据这样的理论原理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对经济政策形成误导，结果是这些理论原理常常不能为有效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提供正确的指导。这一点也为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以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历史的经验是：新古典经济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如19世纪末的英国和当代的美国，往往是正在由盛转衰的老工业国。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是新古典经济学在思维范式上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范式是说明个体最优化行为下的均衡，在这方面它追求的是分析的严密和精确。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它变成了一种极为形式化的分析体系，对其论点的论证过程是极其严谨的。它之所以在理论分析上存在着局限性，在指导政策的制订时会出现误导，其原因在于它理论分析的框架本身有着重大的缺陷：一方面，它的分析前提中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前提条件，由此而使它得出了极端片面的理论结论，并从这种理论中导出了在某些情况下是错误的的政策结论。自由贸易最优的命题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对自己的分析中所使用的给定条件（data）作必要的分类和进一步的分析，以致于它对某些现象的解释不令人信服，从这些解释中又可能引出错误的、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政策结论。这方面的例子有：在企业理论上，它没有从决定企业成本的各个因素中分离出交易费用来，以致它对形成企业的经济机制没有作透彻的说明；在分析劳动需求时，它没有区分对“生产的”制造业工人的需求与对“不生产的”家仆们的需求，因而不能认清切实有效的经济发展道路。
从这样的角度来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阐发“非新古典的经典经济学”的科学命题，是本文上下两篇的共同主题。而本篇只限于讨论亚当•斯密有关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学说和弗•李斯特的为培育幼稚产业而保护关税的学说。
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把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称作马克思的“企业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最直接地揭示了资本剥削劳动和统治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本人称他经济学的这一部分研究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当代的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称它研究的是“劳动过程”、“在资本控制下进行的劳动过程”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Glyn，第420页；Braverman，第11页；Rowthorn，p. 30, 39）。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实际运行的功能上看，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最重要部分其实是他的企业理论。他能够成功的说明资本统治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靠的就是他对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实际生产过程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正统西方经济学家眼中一直是异端邪说。庞巴维克可以说是从学术上探讨马克思经济学的第一个主流派的经济学家，他开创了正统经济学家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贯战略：通过指认劳动价值论不合乎经验实际和利润率平均化的法则，来进一步否定马克思的全部剩余价值理论，从而否定资本剥削劳动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命题（Hennings，第279页）。《资本论》出版以后的第一个一百年中，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信徒和反对者都把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争集中在劳动价值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关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理论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国家中的最著名代表，如保罗•斯威齐、曼德尔等人，也把阐释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主要精力放在这些方面（这方面的代表作见Sweezy；Mandel）。即使是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没有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或“生产方式”的学说（即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作进一步的阐释和发展。直到20世际60年代西方的新左派运动兴起之后，对马克思有关劳动过程学说的理解才开始复兴（Braverman，第11－16页）。这样长期地忽视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从根本上妨碍了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精神实质的理解，它是导致大大降低马克思经济学说在西方经济学界声望的主要因素之一。
其实，无论是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形成的历史过程上看，还是从马克思论述的真正目的上看，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的整个经济学体系中都不是最重要的成分。
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分析目标，是说明资本统治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的巨著起名为《资本论》，应当说是恰当地反映了马克思的这一学术意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核心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它必定是一种剥削性的关系（Glyn, 420页）。对于论证这种剥削关系，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直接而方便的工具，但是它肯定不会是达到这一论证目的的唯一工具。在马克思的心目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即资本占有了一部分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只是资本统治劳动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这种生产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在企业中资本对劳动的直接统治。而这两个方面��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直接统治，都以资本在企业中对劳动的支配和统治为基础，并且只有通过它才能实现。
这样一种资本统治劳动的企业理论，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正统西方经济理论最清楚地区分开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正统西方经济理论的最主要区别，就是他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即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分析。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表现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表现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它构成了狭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资本家强迫工人劳动，并且强迫工人付出剩余劳动。正是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强调，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分析的特征，它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其它继承者（如新李嘉图学派）都区别了开来。它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比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任何其它部分都大（Rowthorn, p. 39-40）。
对劳动过程的这一分析，成了区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一切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关键，它在这方面远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重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直接继承自李嘉图的，而马克思本人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一切发展和突破，最终都以他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为基础。马克思指出了李嘉图的学说、特别是他的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在这一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了自己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这些批判，例如李嘉图混淆了价值与生产价格，他没有区分生产与流通、剩余价值与利润、劳动与劳动力，都可以归结为李嘉图没能象马克思那样分析狭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Rowthorn, p. 30）。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以瓦尔拉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模型的根本区别，也正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的分析，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Bowles, p. 18）。
马克思经济学说形成的历史过程同样证明，劳动价值论只是马克思用来揭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分析工具。